2月25日，胡伟的《我的忧伤大于零小于一》（外二首）在新华社客户端“新华诗叶”一经亮相就引起众多网友的关注，短短几天，其浏览量高达103.4万。

       三首生态短诗能在短时间内吸粉，这是作者始料未及的。应该说，这首诗最打动人之处就是一种心境，一种情怀，是一种打通物我、超越一切限制的心智与能量，如一缕清风，令人心旷神怡。

       胡伟，作为中国生态地学诗派创始人之一，他深谙生态之灵与生态之情。他写生态诗，没有沉溺于“托物言志”的对应关系，而是善于打通物我之间的壁垒，还原物我之间的同属与共情，进而开启生态诗学的审美架构与联想天地。

       要达到审美与联想的境界，胡伟的生态诗不以语言的艰涩为美。恰恰相反，他的诗歌语言入耳入心，即从诗歌语言的可读、可感、可思、可动的“四可”入手。就拿《我的忧伤大于零小于一》来说，他把“忧伤”放在“事物本身”去表达，放在“生命过程”去呈现，而“大于零小于一”是他的情感安置点，这个情感节点属于道不明说不清又近在咫尺的范围之内，正是这种不确切的情感安置点，这首诗给人更多遐想与揣度，使得诗歌的主体情感有了弥漫状，有了“可能”之美。最后“身边的点点滴滴/到宇宙无边的辽阔/都具有珍惜的价值”，才会给人豁然了悟之感。由此可见，胡伟的生态诗能够把诗歌的“可读”作为一种情态，把“可感”作为一种通道，把“可思”作为一种牵引，把“可动”作为一种升华。这样，就一扫当下诗歌琐碎累赘的风气，还现代诗“公民诗歌”应有的形象，这也是胡伟的生态诗能够引发众人共鸣的原因所在。

       那么，生态诗如何赢得更多人关注的目光。就胡伟这三首生态诗来说，还有一个可取之处：他的生态诗回避了简单的状物描摹与托物言志，另外二首《春天的树》和《树鸟石》就有这样的特点。比如，《春天的树》：“我走在春天的树旁，慢慢走进它，做片刻的树/舒展了一下枝头/然后，我又离开它”。在这里，我们听不见诗人半点的咏叹，而是看见诗人成了“片刻的树”，出入于物，升华于物；同样，《树鸟石》这样写道：“而现在，石头是石头，树是树，鸟是鸟/它们的气息如此不同，我看见的只是它们和谐在看不见的背景上”。此时此刻，万物之所以“和谐在看不见的背景上”，那是因为诗人也融入了气象万千的生态圈。

       不可否认，胡伟的《我的忧伤大于零小于一》（外二首）生态诗之所以短时间内有可观的浏览量，新华社客户端这个重要的平台功不可没。然而，好马需要配好鞍，胡伟这三首生态诗的“一炮打响”给了我们不少启示。应该说，从《诗经》到新诗这样一个漫长时间跨度中，可读、可感、可思、可动的“四可”诗歌品格一直为书面文学提供源源不断的发展与创新的动力。一方面，胡伟的生态诗不仅从“四可”的诗歌品质中汲取养分，而且从当下诗歌互仿性很强的公共面貌中游离出来，在物我之间藏有智力的机锋和蓬勃的生态力量；另一方面，他的生态诗呈现了物我之间的心灵与生命的图景，将个人精神背景与生态气象相互呼应，进而拉长生态诗的写作链条，拓展了诗歌的宽度，这是胡伟生态诗之所以受到关注的缘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