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这是我国环境保护事业从业者最好的时代。过去三年来，从新《环保法》的出台到《慈善法》的实施，从绿色发展、绿色“一带一路”的提出到最近环保部、民政部关于《加强对环保社会组织引导发展和规范管理》的指导意见，从雾霾肆虐下公众环保意识的高涨到中国社会创新氛围的日益浓厚，我们面对的宏观政策环境、社会环境、资源环境的变迁无不昭示着：我国环保组织和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春天来了！此时我国环保社会组织不能只埋头于克服诸如组织弱小、资源不足、人才缺乏等传统障碍，更要抬头审视大时代、大图景，敢想敢为，为组织变革和资源开发寻找新的方向，为破解传统障碍另辟蹊径。笔者认为当下我国环保社会组织的创新发展至少呈现出专业化、信息化、国际化、社区化、跨界等五个潜在的方向。

专业化
    专业化似乎并不新鲜，十年前在笔者最初接触环保社会组织时就已有关于专业化的讨论。但我们要看到专业化含义的变迁，如果说十年前环保社会组织讲的专业化是为了增强在公众当中话语的公信力——主要指环境保护专业知识的提升，那当下的专业化道路则更强调行动方式的专业化和议题领域的细分。
    行动方式的专业化是指有一套达成组织使命的核心策略和工具，例如，有的组织擅长以市场手段解决环境问题，有的专注公益诉讼，有的擅长信息披露，有的擅长动员公众行动。社会组织的行动方式专业化比知识专业化本身更重要，社会组织在我国作为知识、信息整合者、运用者的角色比独立的专业知识生产者空间大得多。一些西方国家的民间智库相对发达，以独立科学家为主体的专业环保组织（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的IUCN、TNC、WWF） 的产生甚至早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大众环境运动。相比之下，我国的高校及体制内研究机构在知识生产和政策影响中更具优势，社会组织则需要在行动导向的知识整合运用与专业化方面另辟蹊径。
    议题领域的细分是指专注某一具体环境问题进行深耕，从而形成品牌、公信力和影响力。令人惊喜的是，我国已经出现越来越多这样专注的环保组织，例如扎根皖南地区的草根社会组织——芜湖生态中心，在以推动信息公开及加强民间监督为核心的行动策略下，选择了垃圾焚烧这个细分领域，通过在线监测与信息申请方式获取全国范围内的在运行垃圾焚烧厂污染物排放数据，推动垃圾焚烧厂达标运行。再如很多组织集中于披露污染排放信息， 武汉行澈环保公益发展中心专注于推动环保局行政处罚信息的公开，监督环境执法；绿色昆明开始专注建设开发信息的披露，推动公众参与环境影响的预防和评价。分工和整合是一体两面，尤其对于信息平台类工具来说，细分领域的专注不但有利于知识的积累，还有利于整合公众注意力，形成话语权， 扩大影响范围。 信息化
    以移动互联网和大数据应用为特征的新一波信息化浪潮是我国环保组织必须拥抱的时代机遇。环境保护本身需要全民监督和行动的这一议题特征， 以及我国在环境信息公开方面的法律、政策进展， 更是为环保组织运用新的信息工具创造了空间。新的信息化工具因其传播的即时性和广泛性，已经在环保组织成员管理、志愿者动员、意见表达、环保政策倡导等方面得到广泛应用，未来至少在以下两方面还有很大的运用潜力：
    一是个性定制化的环境信息披露。公众环境研究中心（IPE）开发的“污染地图”数据库及“蔚蓝地图”APP 开创了我国环保社会组织运用移动互联网进行环境信息披露的先河。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社会组织开始运用新工具来披露污染排放、环境执法、环评等信息，成为公众监督的重要工具。未来， 借助移动互联网与地理信息系统的结合以及大数据的挖掘，环保社会组织还可以将环境信息与移动终端使用者的地理位置、消费行为习惯等个性化属性相关联，向公众推送与其个体密切相关的环境信息， 甚至计算和展示其消费习惯产生的生态足迹等。将环境信息披露与公众的日常生活相连接，这方面的创新潜力无限。
    二是人人参与的环境信息与知识创造。移动互联网和新媒体工具使得人人都是即时的信息发布者，这将极大地补充以政府单向提供为主的公共环境信息。目前类似“随手拍”等环境污染举报方式已经被很多地方运用，但人人参与的不仅仅是分散的举报信息，还可能成为高质量环境信息数据库建设的贡献者。目前上海青悦环保在建的“青悦开放环境数据中心”就代表了在这一方向的尝试。未来， 随着“区块链”等分布式记录工具的成熟运用，以及更便捷的信息录入和激励机制设计，人人创建信息、利用信息的潜力更大。

国际化
   未来，我国在全球治理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是不可逆转的趋势，我国环保社会组织将有更多机会参与全球环境治理、代表中国民间社会在全球发声。与此同时，在我国“开放发展”的“一带一路”倡议中，生态文明的传递和建设“绿色一带一路”是其中重要内容。环保部将推动环保社会组织走出去与环境政策标准、环保产业、环境服务的走出去相并列，作为建构“绿色一带一路”的内容之一。最近《关于加强对环保社会组织引导发展和规范管理的指导意见》中明确提出“引导具有对外交往能力的环保社会组织积极走出去，参与国际合作交流， 通过民间交往讲好中国环保故事”。可以预见，我国环保社会组织将在国际化的规则、资源、人才等方面有更多的政策支持。
    有人认为中国自己的环保问题都没解决好，为什么就急着“走出去”？这种看法非常狭隘。我国环保社会组织帮助他国以及中国海外投资和产业应对环境风险，既是发挥自身价值，又是帮助国家实现国际责任，并促进“民心相通”和提升国际形象， 其意义重大。另一方面，很多环境问题都是跨地域或全球性问题，“Acting locally, thinking globally” 本身就是环保社会组织应有的全球视野和关怀。我国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想了解世界其他国家， 环境保护是一个重要的国际发展领域，环保社会组织的国际化也将为开阔新一代年轻人的视野提供平台与渠道。
    我国环保社会组织国际化的潜在领域和空间包括：一是全球环境议题的议程设置、国际谈判与政策制定；二是监督和协助中国企业在海外履行环境责任；三是传播中国在环境保护领域的成功经验， 包括政策、标准、技术和社会组织的在地实践模式； 四是结合中国对外援助资源，在发展中国家开展环境保护相关的公益活动。国内目前已经有全球环境研究所（GEI）、创绿研究院等环保社会组织正在进行开创性的工作，但这个领域的潜力还很大。

社区化
    社区化是一种从泛泛的公众教育、观念倡导转向扎根社区、以项目化的运作方式为社区带来具体改变的行动实践倾向。与传统的志愿环保活动相比， 越来越多的环保社会组织在社区行动开展更系统、更专业、结果更可测量的行动，其强调通过硬件设置、机制建构、激励设计、行为示范来切实改变居民的行为习惯而不仅仅是提升环境意识，并且通过“设计- 行动- 模式检验- 推广”这一路径来扩大在全社会的影响。例如，绿色浙江在社区开展的“衣物重生”项目，联合社区公众、相关政府部门、企业多方参与，开发从旧衣服回收到消毒清洗/ 回炉再造、再到部分商业回收和部分捐赠的资源循环模式；再如上海爱芬环保科技咨询服务中心在城市社区提供垃圾分类解决方案，以及绿洲生态保护交流中心针对餐食浪费在浦东塘桥开展的绿色食物银行等。
    社区化的动向和潜力体现在：一是环保社会组织的观念在变化，越来越多的组织不愿意停留在简单的公众倡导和志愿行动上，而是希望通过在地行动形成模式，产生更广泛的影响；二是政策环境利好，政府在社区建设、公益创投、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等方面为环保社会组织提供了争取资金的机会， 这些项目大多落地在社区，从而正在催生一大批社区环保项目。鉴于未来公共资源向社区的下沉和环境问题需要社区参与的属性，扎根社区、创造模式、行动示范必定是很多地方环保组织创新发展的重要选择。

跨界
    跨界是社会创新领域的重要概念，狭义的理解主要是指公益与市场的结合，广义的理解则可认为跨界是整合来自不同界别、不同领域的运作逻辑、机制或工具，从而超越传统的运作模式。中国公益领域过去十年来的创新热点，其一是互联网和新媒体的运用，其二便是市场机制的引入和社会企业的发展。中国环保社会组织的创新发展也离不开跨界思维。
    一是议题跨界，环境保护议题与其他议题的整合形成新的热点。过去我们见证了环境与发展议题的整合、环境与能源议题的整合。例如前者出现在很多农村社区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实践中，北京地球村将环境和生态保护融入其综合的农村社区建设模式“乐和家园”中，环境治理与农村生计、社会治理、文化建设成为一个整体；此外还有社区伙伴行动、乐施会等环保组织广泛采取这一议题跨界路径。未来，环保社会组织在环境保护与健康、投资、消费等相交的跨界领域还有很多空间。例如公众环境研究中心将“污染地图”APP 升级为“蔚蓝地图”APP，从污染举报功能拓展到生活服务功能， 增加了天气预报和口罩、穿衣、运动等生活服务提示，这一创新体现了议题跨界的思维，使环境议题经由使用对象日常更为关注的其他议题介入。
    二是组织跨界，公益与市场的结合形成非传统的环保社会组织形态。可以预见未来将出现更多将环保目标与收费服务相结合的、具有自我造血功能的环保社会企业，他们更多以社会服务机构乃至企业的形态存在，从而改变原来以社团、协会为主的组织生态。这些新的组织可能出现在与政府职能转移和购买服务相关的环境监管以及调研、评估、社区环保行动等领域，以及协助企业进行环保改造、供应链评估、企业环境社会责任咨询等服务领域。
    上述五个方面试图呈现大图景下环保社会组织创新发展可能的领域和空间，但新的取向并不否定传统环保组织用传统方式在环境教育、自然保育等领域的巨大贡献与价值。相反，社会组织的核心价值正在于其多样性及其蕴含的创造力和适应性，政府的公共政策和环保领域重要的社会组织成员还要努力去培育一个更加多元而协调互补的组织生态。
    ( 作者系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