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贸易战，美方的一纸禁令和中兴的十分尴尬提醒了我们的制造业短板所在。最近让大家揪心的河北红水浇地案，以涉事企业停产、4 名负责人被刑拘而告一段落，却又一次提醒我们，应尽快补齐水污染防治当中的一块短板。
    一篇1975 年发表在国家级环保刊物上的文章《为什么不能用渗井、渗坑排污？》，介绍了地下水被污染的过程、治理难度和危害。读毕，深深钦佩老一辈环保工作者对地下水污染防治重要性认识的及时与全面。
    2013 年“红豆局长”案、2014 年腾格里沙漠排污、2014 年兰州自来水超标、2016 年章丘地下排污致人死亡，以及2017 年环保组织发现巨大渗坑，都是地下水污染引起社会高度关注的典型案例。这些事件发生后，应急和后续的环保工作都很到位，比如及时切断污染源、提供新水源、追查污染责任、安排治理修复等。但这些行动都是被动触发且相互独立的，并未统属在某个规划和行动方案之下，与污染防治“三个十条”相比， 仍是救火式的。
    市场对地下水的态度则是兴趣有限。随着房价快速上涨和社会环保意识的增强，近些年居民对小区环境安全的强烈诉求使许多地方政府和房地产开发商主动斥资修复待开发地块，催生了国内土壤修复的大发展。地下水的运气就差得多了，2015 年之前国内的地块修复项目基本都是管土不管（地下）水。我去看过两个项目，问有没有地下水污染时，技术负责人说，凭经验不用调查都知道该地块地下水多半已经是一锅“大酱汤”。可是盖房子跟地下的水又没关系，客户不愿出这份钱，也就只好作罢了。
    我国是缺水国家，且对地下水高度依赖。《全国地下水污染防治规划(2011-2020)》显示，我国北方地区65% 的生活用水、50% 的工业用水和33% 的农业灌溉用水来自地下水。全国655 个城市中以地下水为饮用水源的约占61%。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0 年，我国有10 个省（区市）地下水供水量占总供水量比重超过30%。而根据《2016 中国环境状况公报》和《华北平原地下水污染调查评价》，我国超过六成地下水监测点属于较差级和极差级，就连相对不易被污染的深层地下水，其中Ⅴ类地下水（需经专门处理后才可利用的）都占了50.42%。可见我国地下水环境状况是多么严峻。
    更需警醒的是，地下水污染治理远不止是决心和制度设计问题，还是技术能力问题。土壤地下水环境治理领域堪称第一的美国，在早已基本解决空气和地表水环境问题的情况下，仍每年投入大笔资金治理土壤地下水。如切萨皮克湾修复工程这样的大型项目，一个财务年度的经费就超过7000 万美元。美国人20 世纪80 年代初启动超级基金计划时，雄心勃勃地认为花10 年就能彻底解决土壤地下水污染问题。快40 年过去了，进度条还没过50%。最主要的困难就是地下水治理那超乎想象的高度复杂性——今天，在美国土地上许多天青水碧、鸟语花香的地方，工程师、技术员和工人仍在为清除藏在土壤和地下水里的汞、铅、多氯联苯等上百种有毒物质不懈努力着。因为只要这些污染物还在地下水里，与之连通的地表水环境、各种水产品、水生态圈、人们的安全，就仍然笼罩在污染的阴影下。
    地下水对中美来说都是战略性资源。我们的地下水污染防治相比还比较薄弱，但最近传出的消息很给人以希望。一个是国务院机构改革将国土资源部监督防止地下水污染的职责整合进新组建的生态环境部，另一个是地下水防控和修复相关技术首次获得了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从理顺工作机制和鼓励技术发展两方面都开了好头。我希望过些年，我们不但享有更好的水安全，还能向国外输出地下水调查修复的技术、设备、材料， 能跟最先进的国家争一争这块市场。个人觉得，这点梦想还是要有，因为回顾我们的奋斗史，实现的可能性远不止是“万一”， 只要我们从今天开始认真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