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研究生读的是粮食安全与发展，有一门专业课是免耕农业，授课的老师当时任职于联合国粮农组织（FAO）。每周三，他坐火车从罗马到伦敦，再辗转到学校所在的小镇来给我们上课。我佩服他传教士般的热情，因此也格外关注免耕农业在实践中的可应用性。后来经由老师联系，我拜访了国内设置在某大学里的免耕农业项目，方得知免耕农业已经在华北地区推广多年，但颇有意味的是，这个项目归口于当时的农业部机械司，主推免耕机械。老师后来曾问我对于国内的免耕农业有何感受，我想了想，应该是要在掌握免耕知识的农户和能够使用免耕技术的土地之间，求取一个平衡。如果只是追求免耕铺开的效率，那大概率只会在人均占有耕地数量更多的地区施行。
    毕业后回国，因为长期在农村社区开展工作， 我有机会陆续接触到台湾的朴门设计课程、泰国的盖娅可持续教育、日本的自然农法，其设计者都不同程度地提到了尽量减少甚至不对土壤进行扰动， 放弃深耕翻地，以避免对土壤物理、化学和生物结构的破坏。只是，纸上得来终觉浅，虽然也有机会观察到生态农业体系中不同的流派对土壤的保育， 但终究抵不上“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切身体会。
    2017年，我举家搬迁到昆明近郊的一个彝族村庄，尝试进行个人生活方式的转型。一旦脱离了北京由新发地、各大超市、社区直营店构建的食物采购体系，我首先需要实现一定程度上的食物自给。这是一个开启个人和土壤沟通对话的契机，使得我有机会将积累的人—地知识转化为实践中可操作的经验。虽然这个高海拔山地村庄与我过往居住的华北平原有着迥异的节令物候、种植习惯，但当地人和我仍然持有一个共同的观点：想尽办法增加或者保持土壤的肥力。在这个村庄300年的历史中，由于人口繁衍和政府对环境卫生的宣导，在村庄中进行养殖已经没有了空间，土壤的肥力没有了动物粪便的滋养，村民们更加依赖从森林中搬运腐殖土进行堆肥。经年累月的搬运，森林里的腐殖土厚度日渐减少。在雨季到来时，人们已经不太容易能够捡到依赖腐殖土的野生菌子，一些肉眼可见依赖土壤进行循环的微系统发生了断裂。
    与土壤肥力的不可持续相比，土壤自身也进入到一个接近生死存亡的时刻。最近的两年中，从全国各地陆续搬来的“新村民”日益增多，人口的迅速增加使得我从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中抽离出来，开始观察在深耕之外，对土壤的扰动因素还有哪些。当我跳离农业来观察土壤，发现更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因素造成了农村土壤的迅速流失。
    首先，仍然是人口的增加。以我们村为例，由于绕城高速的贯通，距离昆明市区仅有三十分钟的行车距离。大部分受过中等教育的年轻人都可以在城市中获取一份收入，与此同时仍然居住在村子中。因此，当新村民数量迅速增加后，人口和房屋的比例开始失衡，可用于改造的废弃民宅已经供不应求。一部分已经作为耕地使用的宅基地迅速被硬化，建起了新房，而仍然可以居住的“旧房”则租赁给新村民。缺乏更好投资机会的本地村民抓住了新村民的刚需，通过宅基地和房屋的流转盘活了“不良资产”。从这个角度而言，他们实现了乡村振兴“一揽子”计划中对农民生计的展望：盘活不良资产，提高农民生活水平。但是，一旦耕地中种的不再是蔬菜，而是鳞次栉比的房屋，缺少了土壤护佑的村庄也就成为了众多城市社区中的一个，乡村振兴“异变”为就地城市化。其次，是生计来源的转变。如前文所述，本村大部分的年轻人都能在城市或者在服务业中获得一份收入。而本村以高山白菜为主的蔬菜种植，一亩地即使种三季，最高收入也只能达到每年五万元。人们不再从土地中讨食，土地的价值便体现在社区内部的流转之中。当靠近公路的一亩地能够以20万元的价格进行流转时，基层政府和村民围绕土地属性的冲突开始出现。土地成为了一种可以快速套利的资产，不再是构成农民身份认同的重要因素之一。
    与之相对应的，最早一群寻求生活方式转型、认同农村生活方式的新村民逐渐退后为新村民中的少数群体。另一部分新村民认识到农村地产的价值，以及寻求短暂乡村生活体验的客户群体为之加持，从而形成了一条奇异的农村地产开发链。老村民出让地皮，新村民进行开发，包括商用和居住两种用途，随后将房产按照年租的形式对外放出。在这条开发链条中，与土地紧密相连的乡村生活方式仅仅徒有其表。虽然生活方式的选择因人而异，并不应进行价值判断，但在这样的开发链条中，乡村生活方式成为了一种可以售卖的“商品”，而人与土地的联结甚至都不在这款“商品”的宣传语中。
    最后，造成土壤大量流失的行为还包括乡村振兴中对乡村旅游的提倡，或者更直接地表述为人为制造景观的过程中对道路的硬化。一般而言，这属于基层政府对公共空间的设计和想象。在中共中央、国务院2018年印发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文件中，曾经对中国乡村类型做了以下四个划分，包括传统村落保护型、城郊融合型、集聚提升型和搬迁撤并型。我生活的村庄兼具传统村落保护和城郊融合的特征。对于城郊融合型村庄，文件中提到要保持乡村外貌，但具有城市社区治理水平。农村社区和城市社区，对于土地，或者更准确地说，对土壤的角色认知不尽相同。但遗憾的是，许多城郊融合型村庄在提升社区治理水平的探索上，选择了硬件设施的投资。这其中固然有非常重要的污水、垃圾的系统处理，但也包括了对社区道路、文化场所、议事场所、红白喜事操办场所的设计和改造，以及在乡村旅游的号召下，在村中兴建的各类游客接待场所，如大型停车场、游客接待中心等。这一过程中，大量的土地被平整，随后进行水泥浇筑、路面硬化。由此，从“公”与“私”的两个层面，乡村的土壤都被快速掩埋在水泥地面之下。
    我一直在想，对于大墨雨这样的城郊融合型村庄，土壤的逝去是一个发展过程中的必然性结果， 还是可以通过人的意识的改变，得以避免？
    以我们村的例子而言，由于受疫情影响，有更多的昆明人选择周末来村里短途游，社区和街道办发现这一趋势后，开始投入资金来打造乡村旅游目的地。由于村里有水库，社区引水库水修建了一条不到100米的水道，营造出江南水乡小桥流水的景观。先不说在一个彝族村庄中此种景观与社区整体氛围的契合度，火山岩路面的铺设、景观水道的挖掘已经使得部分栽种林木的土地永久硬化。同时， 为了配合游客停车的需求，社区收回了约3亩用于耕作的土地，打算硬化为村内第三个停车场。
    一部分新村民对此提出异议，认为村庄可以承载的游客数量有限，没有必要再新建一个停车场。同时，这块地位于水库下方，一旦硬化之后便难以涵养水土，增加了水库超警戒水位时的风险程度。最终，社区认可了新村民的一个平衡方案：栽种一个植物迷宫，在平常可以供社区内的居民玩耍，周末和假期也可以吸引外来的游客。兼顾社区以及一部分居民对于发展生计的需求，同时也能够避免地面硬化带来的诸多弊端。
    与其他乡村相比，我们村的土壤逝去的速度相对要慢很多。这不仅仅是因为一个相对包容的社区基层政府，愿意听取不同利益相关者的意见。我认为更重要的因素在于人。绝大多数的居民，无论新村民还是老村民，认为这个村首先是他们的生活所在地。即使周末和假期他们会进行对外营业，但周一到周五他们仍然会生活在村里。对于那些有意愿发展旅游的乡村，只要有村民长期生活，任何设施、服务都应先以这些村民的需求为主，兼顾游客的需求，而非本末倒置。具有参与性的景观农业、传统建筑样式、以土地为核心的生活方式理应成为城市居民体验的主体内容，而非将乡村打造成刻意规划、无人居住于此、只有游客和收费窗口的景区。只要乡村旅游回归为尊重和体验一种生活方式，土壤逝去的速度便会大幅降低。
    一位白族的前辈曾经告诉我，村里的年轻人外出上学、经商，家里的人要给他们带上一袋家乡的土，以表示不忘故土。对于我这样自小生活在大城市里的人而言，这是一种难以体会的经验。我只希望现在生活在乡村里的孩子，将来仍有机会带上一袋家乡的土。
    （吴晨，社会资源研究所创始人，2017年前往云南， 探索社区教育、生活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