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江源地区位于青藏高原腹地、青海省南部， 是长江、黄河和澜沧江的发源地，素有“中华水塔”之称。特殊的地理位置、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和重要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使三江源地区成为中国乃至全世界生态安全屏障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过去二十年，三江源地区的生态保护工作获得国家高度重视。2000年，青海省三江源自然保护区成立，并于2003年晋升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2005年，国务院批准实施《青海省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和建设总体规划》；2011年，国务院通过《青海三江源国家生态保护综合试验区总体方案》；2018年，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式公布《三江源国家公园总体规划》，明确至2020年正式设立三江源国家公园。这是我国第一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也是建设美丽中国的一项重要举措。
    不可否认，政府具有民间组织无法比拟的资源动员能力、执行力和合法性，但是三江源环境问题的复杂性决定了单纯依靠政府并不足以有效达到生态保护的目标。促进三江源地区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既需要政府的引导，也需要包括民间环保组织在内的全民参与。在推动三江源生态保护的进程中，本土民间环保组织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并存。

三江源的环保组织
    1994年，曾任青海玉树治多县县委副书记的杰桑·索南达杰因保护藏羚羊而牺牲，引发了人们对青藏高原生态保护的关注；1998年，中国长江等水系发生了特大洪灾，江河上游和源头地区的环境问题获得全社会的高度重视，为当地环保组织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尽管如此，由于受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政治和经济等因素的制约，时至今日，三江源本土环保组织仍呈现数量较少、增长缓慢、专业能力不足等特征，既有国内其他省区民间环保组织发展的共性，亦有其地域特殊性。
    在我国，民间环保组织被定义为“以环境保护为宗旨，不以营利为目的，不具有行政权力并为社会提供环境公益性服务的民间组织”，主要包括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和基金会三种类型。通过在“中国社会组织公共服务平台”搜索“生态”“环境”“野生”“动物”“植物”等与环保相关的关键词，并对收集到的机构信息进行筛选， 将重复、已注销或撤销、主要工作与环保无关的组织删除，我们发现目前青海省的环保组织有近70家，包括社会团体54家、民办非企业单位13家、基金会2家。三江源国家公园所在的玉树藏族自治州和果洛藏族自治州分别有环保组织10家和15家， 其中2家为民办非企业单位，其余均属社会团体类机构。除了这些已经正式登记注册的环保组织外， 在玉树和果洛还有众多尚未注册的草根环保团队， 它们绝大多数依托于寺院或村集体开展形式较为单一的社区环保活动（如捡垃圾）。

典型案例
    为了更深入地了解三江源本土民间环保组织的发展现状，本文选取了两个较为典型的案例进行介绍。
    青海省三江源生态环境保护协会
    三江源生态环境保护协会（简称“三江源协会”）是一家以本土藏族年轻人为主体的社会团体类型的民间环保组织。协会的前身是2001年登记注册的玉树州三江源生态环境保护协会，这是三江源地区第一家合法注册的民间环保组织，于2008年经青海省民政厅登记注册升级为省级社会团体，并在2018年确立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为其业务主管单位。从第一任领导者哈希·扎西多杰至今，协会已走过了19年历程。
    自成立以来，三江源协会致力于支持三江源乡村社区自主开展环保工作，帮助当地居民意识到环境问题的重要性，力求让社区成为三江源生态保护的主体。目前协会的主要关注点为水源地保护、生态乡村建设和在地环保人培养。相应的保护项目包括但不限于：在结古镇甘达村成立多个社区保护地，建立社区共管的水源地保护模式，并协助当地环保人建立生态马帮，开展生态旅游以帮助社区可持续发展；在哈秀乡甘宁村建立帕卓巴游牧民合作社，通过手工艺品的制作销售改善当地人生活；组建雪域环保人网络，并建立相关基金，通过小额赠款和培训交流等活动促进环保人、基层环保组织及其所在社区的成长。2001年至今，协会先后支持了28家民间自发的环保团队及6个乡村绿色社区示范点，组建了包括75位乡村环保带头人的网络，孵化了912名乡村环保志愿者。
    较长的历史传承和众多的新鲜血液，使三江源协会能在依托本土传统生态观念的同时，积极探索适合当地的保护实践的创新方法，从而保护三江源地区的生态环境与传统文化，促进本地社区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推动青藏高原生态文明的建设。
    久治县年保玉则生态环境保护协会
    年保玉则生态环境保护协会（简称“年措”） 是于2007年底依法在久治县民政局注册成立的一家社会团体。创始人扎西桑俄是青海果洛白玉达唐寺的藏传佛学堪布，自幼喜好观鸟，人称“鸟喇嘛”。目前协会有四位全职人员、三十余位会员，其中绝大部分为藏族僧人和牧民。
    受到藏传佛教的深远影响，年措相信众生都希望追求快乐、避免痛苦，而人类有能力也有责任去帮助其他生命。年措的愿景是让每一个人都成为大自然的守护者，他们的工作策略可以总结为四个字：“知-爱-行-联”。“知-爱-行”来自佛经的因果链条“知母、念恩、报恩”——大自然就像我们的母亲，人们只有在认识自然后，才会敬爱自然， 并自发地采取保护自然的行动；“联”指联结本土与外界的知识和价值观，推动更有效的保护行动。
    创立之初，出于对野生动植物的热爱，年措开展了较多的物种研究与保护项目，包括针对藏鹀、白马鸡、黑颈鹤、雪豹、久治绿绒蒿等珍稀动植物的种群调查、宣传教育，以及与社区群众合作建立保护小区、保护小组的行动。在年措看来，保护生物多样性与保护文化多样性，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年措结合传统文化与科学开展自然教育，培养民间纪录片导演与生态文化导游，整理水源保护相关的藏文古籍，与老百姓尊崇的寺院活佛合作宣传环保理念，并将年保玉则地区的自然历史与社会文化编写成百科全书，出版包括《三江源生物多样性手册》在内的一系列精品图书和绘本。经过10多年的努力，年措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有较高社会知名度的民间机构，在收集本土生态知识、推动年保玉则本地民众参与生态保护方面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本土民间环保组织的作用
    上述两家机构向我们展示了本土民间环保组织在推动三江源生态保护进程中能够发挥的重要作用。
    从自然层面而言，本土保护工作者对当地生物多样性的历史、现状与变化趋势有较为深入的了解，相关的传统生态知识可以为生物多样性本底数据的收集提供关键信息。本土环保组织扎根于具体的地点，能持续观察与监测当地的生态变化，而绝大多数外来保护工作者受到项目周期和资金制约， 难以长期关注某个特定的环境问题。在持续观察和监测的基础上，本土环保组织对当地环境所面临的威胁有更为直接的体验，并能及时响应当地出现的具体问题。
    从社会层面而言，本土环保组织的工作人员多来自三江源本地，更易取得民众的信任，又因为他们通常能熟练使用藏语，在进行社区调查时能获得更准确的基础信息。在调动民众参与生态保护的积极性上，本土环保组织能与学校老师、寺院活佛等社会关键人物合作进行环保宣传，也能与社区群众较为平等地协商，共同推动适宜当地的保护行动。高原艰苦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对外来人才的输入形成障碍，而本土环保组织有培养当地环保人才的条件，这也使机构能可持续地开展工作。
    从文化层面而言，三江源地区的民众绝大多数信仰藏传佛教，对自然保护的认识普遍受到“众生平等”和“神山圣湖”等传统文化影响。藏区传统文化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意义，藏地和内地的保护工作者都有所共识。熟悉当地文化的本土环保组织可以起到联结本地与外界的桥梁作用，融合地方性传统知识与自然科学的多种保护理念和方法，探索并创新更适合当地社会的保护模式。

面临的挑战
    毋庸置疑，三江源生态环境保护协会和年保玉则生态环境保护协会是三江源本土民间环保组织的优秀代表，二者已经发展较为成熟。然而，更多机构尚处于成长初期， 仍然在探索合适的工作目标和策略， 也有不少徘徊在生存的边缘。总体而言，三江源本土民间环保组织的发展面临来自其机构内外部的三大挑战：
    第一，与地方政府缺乏有效沟通和信任。由于民间环保组织更加强调生态保护的重要性，而地方政府则需要全面协调生态保护、民生保障、社会稳定等不同目标，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基层政府官员对民间环保组织的积极作用缺乏正确认识，反而视其为社会经济发展的绊脚石。考虑到三江源属少数民族地区，地方政府在对待民间环保组织的态度上普遍存在怕添乱、怕惹麻烦、怕担责任的思想，容易把民间组织开展的有利于国家利益、社会公益和民族团结的工作极端化，对民间组织心存芥蒂，重管理轻发展，重限制轻扶持。地方政府的消极态度导致民间环保组织参与生态保护的渠道不畅，活动开展常常举步维艰。
    第二，管理能力不足和专业人才匮乏。许多民间环保组织尚未建立规范化的关于财务、项目和人事的管理制度，一些机构存在管理混乱甚至完全没有管理的问题。与此同时，政府主管部门和作为民间环保组织经费主要来源的各类基金会对环保组织的机构内部管理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另一方面，能安于较低收入并全职参与公益事业的藏族本地人较为少见，即使是对物质需求相对较低的僧人，若想离开寺院而投身公共事务也是一个难以被当地主流社会接受的行为，因此人员匮乏、人才流失是三江源本土环保组织遭遇的普遍问题。一些环保组织长期依靠内地志愿者来开展工作，但热情与能力兼具并且不计报酬的志愿者可遇而不可求，过度的依赖亦不利于本土环保组织及其工作人员自身的成长。
    第三，筹资难度巨大。民间环保组织属于非营利性机构，基本上都需要通过向其他组织或社会公众募集资金来提供机构运营和项目开展所需的经费。由于种种原因，地方政府目前对没有官方背景的纯民间性质的本土环保组织提供的资助非常有限。在境外非政府组织对国内民间环保组织的资金支持受到更加严格的管控之后，国内基金会或线上众筹成为三江源绝大多数本土环保组织的唯一经费来源。但是，不像国内一线城市有较为活跃的公益捐赠氛围，三江源的生态保护相对更难引起基金会和广大社会群众的共鸣。再加上多数本土环保组织成员的汉语能力较弱，而国内绝大部分资金申请和众筹渠道需要使用汉语，更增加了筹资难度。除了极少数机构的资源相对较为丰富外，绝大多数三江源本土环保组织面临着经费难以为继的困难。

建议
    对如何有序扩大本土民间环保组织参与三江源的生态保护，构建政府主导、社会组织参与的三江源生态环境治理体系，我们有以下建议：
    首先，从法律和政策上对民间环保组织给予支持。目前，青海省的民间组织管理主要依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基金会管理条例》等国务院颁发的文件。但是，三江源地区特殊的自然-社会-文化环境决定了这些全国性的法律法规在当地未必完全适用。建议在符合国家法律的前提下，由相关部门制定因地制宜的社会组织管理条例，比如，可以由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牵头制定民间组织参与三江源生态保护的具体管理办法。有必要为民间环保组织发挥作用提供政策支持，适当放宽对注册资金、人员等条件的限制，降低登记门槛，简化设立程序。民间环保组织也需要准确把握自身定位，在尊重政府主导的前提下，依法参与生态保护。地方政府和民间环保组织之间需要建立良好的常态化的沟通交流机制，不断完善政府与民间环保组织之间的良性互动。
    其次，加强民间环保组织自身的各项能力建设。建议外界支持者更加重视民间环保组织机构及其核心成员的成长诉求，创造更多机会和平台，为其提供机构管理和相关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培训，耐心帮助本土环保组织变得更加专业和规范化。同时，鼓励和支持本土环保组织之间的日常分享交流，增加机构间的相互学习和共同成长，以减少重复犯错和资源浪费。更为重要的是，需要充分调动本土环保组织和个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当外来支持者在与本土环保组织合作时，应该避免先入为主和以我为尊的价值判断， 充分理解并尊重当地的社会文化规范及本土环保组织的主体性。
    最后，多方辅助拓展民间环保组织获取资金的渠道。建议地方政府相关部门打破传统的政府包办单一机制，以政府购买服务等形式，为民间环保组织提供参与生态保护的资金支持和机会渠道。基金会也应拓宽对环保组织的资助方向，对尚未得到重视的生态保护问题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并充分考虑当地实际情况，在保证足够监管的前提下，简化资金申请程序和要求。同时，在符合相关管理规定的基础上，民间环保组织自身也可尝试主动建立自我造血机制，降低对外界资金支持的依赖。
    总之，政府和民间环保组织在推动三江源生态保护方面各有所长，民间环保组织是政府治理生态环境问题的同盟军。在依法有效管理的前提下，给予民间环保组织足够的信任、宽松的空间和必要的支持，三江源本土民间环保组织将能够为建设美丽中国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高煜芳，耶鲁大学环境学院和人类学学院博士候选人；胡涵、陈雨菲，维儿巴跨学科自然保护学习小组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