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病毒肆虐全球，即便暂时缓解，人类过往的经济发展模式与生活习惯也将大受影响，世界将进入新常态。这新常态会是如何？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基斯勒(Kissler)根据疾病传播模型结果提出，直至2022年， 社交隔离或需要间断性地介入，但这将对全球经济造成严重伤害；世界卫生组织甚至警告，新冠病毒或许永远不会消失。人类能否从这次灾难中吸取教训，共同应对另一可能更严重的全球性危机——气候变化？
    从疫情与长期经济影响的维度审视：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应用宏观经济分析中心的麦基宾（McKibbin）与费尔南多（Fernando）率先在2月时就发表了疫情下的长期经济情景，并指出加大对公共卫生与医疗系统的投资，尤其是对发展较落后或人口较密集的地区，能最有效地缓解疫情的经济冲击。费尔南德斯（Fernandes） 今年3月发表的研究则指出，服务业导向和旅游业GDP 占比高的国家，其经济受疫情影响最严重；但疲弱的终端消费市场也会影响全球消费链，所以高度依赖国际贸易的国家经济也将遭受严重冲击。国际知名的麦肯锡（McKinsey）顾问公司在4月关于疫情对商业影响的简报中，则以中国作为第一波疫情暴发后重启经济的例子， 给出对新常态四个维度的建议：（一）重新思考“社会合同”，包括政府及其他机构如何高效地保护其人民或人员。（二）定义未来的工作和消费模式，尤其线上的商业、消费、工作、学习模式及所需的创新科技。（三） 快速且大规模移动资源，以应对紧急突发事故的能力。（四）由全球化步入区域化，拉近生产与消费端的距离， 避免过度依赖单一集中的生产地。
    从疫情与环境相互影响的角度探讨：哈佛大学的吴（Wu）等人根据美国新冠疫情数据，发现长期暴露于受污染的空气将使新冠病毒致死率提高，PM_2.5浓度每升高1微克每立方米，将伴随致死率上升约15%。无独有偶，德国哈勒—维腾贝格大学的奥根（Ogen）发现在意大利、西班牙、法国、德国的66个行政区域内， 78%的新冠肺炎死亡病例集中在5个二氧化氮浓度最高的行政区。这无疑将使得原本世卫估计因空气污染在全球导致八百万人过早死亡（四百二十万归咎于环境室外空污、三百八十万归咎于室内空污），更加雪上加霜。无疑，以降低空气污染主导的协同温室气体减排， 如今比新冠疫情暴发前更加迫切。相对而言，如今各地为了遏制新冠肺炎大流行的区域性限行措施，虽然造成严重经济损失，但也显著地降低各地空气污染，尤其是交通业与工业的排放显著减低，例如中国在2月就减少了约1/4的污染排放。挪威自然研究所的凡特(Venter)指出，若此较低的空污能于2020全年维持，则能于全球范围避免七十八万人因空污过早死亡。然而，世界气象组织在4月22日地球日发言，因新冠病毒疫情而下降约6% 的二氧化碳排放只是暂时性的。相比联合国环境署发布的《2019排放差距报告》中指出，在2020年至2030年， 要达到控制升温1.5°C的目标，全球必须每年减少7.6% 的温室气体排放，即便是升温2°C的目标也需要每年减少2.7%的排放。依此情势，全球气候突破多个临界点并导致不可逆变化的风险，目前来看并未因新冠疫情暴发而有明显的转圜。
    最新的地球系统模型中，社会经济发展与气候变化是通过“共享社会经济路径”（Shared Socioeconomic Pathway, SSP）定义的情景。而最适合描述当前世界的情景，当数区域竞争路径（SSP3），在冲突不断的国际纠纷中，各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停滞，且政府注意力集中于区域对抗和基本民生问题，因而忽视了与气候变化的长期战役。如何从区域竞争路径或其他不利于人类与生态可持续发展的路径，转向可持续发展路径（SSP1），我们是否能从抗击疫情的经验中吸取教训呢？哈佛大学曼萨内多（Manzanedo）和曼宁（Manning）提出几点新冠疫情与气候变化的相似处：长潜伏期后的爆发式增长（气候变化对于多数人来说是缓慢不容易察觉的），不可逆的改变（气候变化中多个临界点突破后的连锁反应），社会与国际间的不公平（因贫富差异，各国、个人也受到不同的冲击），弱化的国际团结（危机中人们总是先顾自己），预防的成本低于治疗（全球协作下有力的减缓行动最能减低气候变化的严重后果）。基于两者的相似之处，应对方法自然也有相似处，可以从自下而上、自上而下两个方面剖析。
    自下而上，因疫情降低的工业与交通业排放，追根溯源也是消费与出行的减低。社会能否从消费刺激增长的旧体系， 转向简单幸福的循环经济？纽泽西科技研究所的科恩(Cohen) 发出了一个大疑问：新冠疫情的暴发是否是人类开始可持续性消费的转折点？他引用了社会学家一直以来的观点：大范围且延续很久的灾难必然会改变社会。各地“限行”带来的蓝天碧水，让人们从中意识到集体行为的改变对我们生存的环境能带来积极效果。疫情之后的新常态是否能在应对气候变化中起到长期效应，关键在于人们能否意识到新冠疫情与气候变化的相似之处并积极应对。
    自上而下，类似于投资防疫与医疗系统，应对气候变化也需要加大投资。世界经济论坛引述，并倡议借着能源供需降低的契机，尤其是石油进口国可以利用低廉油价中省下来的钱投资于多元而低碳的能源系统。欧洲承诺以绿色和数位经济方案主导疫情后的经济复苏，并会维持其为了控制全球升温在1.5°C内的2050年净零排放目标。城市气候领导联盟C40亦宣告将实施健康、公平与可持续的经济复苏方案。
    衔接上下的，则取决于政策是否与社会呼应。益普索市场研究公司（Ipsos MORI）对14个国家做的线上调研中，有约七成的受访者认同在长期尺度中，气候变化和新冠病毒的危机严重性是相当的；有65%的受访者认同经济复苏计划中， 应该优先考量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甚至有48%的受访者不认同疫情后的经济恢复政策应该以经济为优先考量，若该经济活动对环境有害。各国政府，能否抓紧当前的机遇，像对抗疫情一样大刀阔斧地应对气候变化，并以达至零新冠病毒确诊的力度推动净零排放目标呢？
    在人民大众以及各国政府对于应对新冠疫情与气候变化有强力共识的大前提下，我们可以再着眼于三个方向：
    （一）专业合作全球化：人类应当逐渐认同，客观科学的建议应在政治考量之前，才能最有效地保障人民和生态福祉。联合国当前的机制或能进一步优化，以期更有效地协调国际纷争。
    （二）工作学习在线化：此举既能降低病毒传播的风险， 亦能减少交通业造成的空气污染和温室气体排放。但原本已呈指数级上升的数码通信业（包括数据中心）的能耗，必然更会加速上升，若其电源来自煤炭等化石燃料，亦将使温室气体排放增加。高能效的数据中心以及清洁的电力系统必须更快地落实。
    （三）生产消费在地化（区域化）及城乡建设重规划， 除了降低依赖于单一集中生产地带来的风险，原本集中人口于城市带来的服务业经济优势因为受防疫措施打击，人们应更关注人口密度较低的城郊和乡村的可持续发展，从而在发展的同时自然地减低病毒传播的概率，并进一步减低物流运输业的排放。最好的例子是巴基斯坦借着在其首都附近的空地植树造林，创造了6.3万份工作机会，给予“封城”行动中失业的人民另一份生计。但原本居住密集其实提高了能源与资源的共享与利用的效率，城市的能源强度（每单位GDP能耗）甚至人均生活能耗，比乡村还低。相比于通过改良高人口密度的城市的硬件设备以达到节能减排的效果，人口密度较低的发展模式中，人民主动节能减排的意识将比以往更为重要。这需要政府与人民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地相互联动， 夯实健康低碳发展的集体意识。
    在线化与在地化兼城乡重规划两个方向，或将造成截然不同的社会心理。在线化无疑大大增加了人机交流的频率， 降低了人与人、人与自然直接共处的时间，疫情前通讯科技衍生的社会问题，可能会加速恶化；而在人口密度较低的低消费在地化可持续发展，或许才能同时降低病毒传播风险， 并保有较长时间不隔着口罩或屏幕，与他人或自然生态的实际交流，真正实现以人为本、以自然为基的和谐社会。
无论通过什么方向方法，最重要的或许是牢记“奔零之路、生死与共”。
    （郑钦贤，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博士研究生，曾任职于新加坡环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