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左翼的兴起：一种世界生态社会主义者的观点》的作者德里克·沃尔，是继戴维·佩珀、泰德·本顿和萨拉·萨卡之后的欧洲新一代生态社会主义的领军人物。作为英国“绿色左翼”理论家与活动家，德里克·沃尔从全球维度分析“生态社会主义运动”和“绿色左翼”，彰显了新一代学者的全球视野。

全球气候问题：对生态资本主义的批判
    资本主义国家为解决包括气候变化在内的诸多生态环境问题，开出了“市场”和“技术”这两张资本主义的“绿色处方”。沃尔在书中运用大量的事实案例指出，资本主义的“绿色处方”均遭遇了全球性失效：一方面，《京都议定书》框架下的碳排放交易机制和清洁发展机制，均以资本主义市场为依托，这使得真正受益者始终是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等资本主义体系的代言人。碳排放交易机制和清洁发展机制的漏洞常被利用，碳交易市场甚或成为各大公司倒卖金融产品的“次级抵押贷款市场”。另一方面，新型绿色技术也并非解决一切生态问题的“万能魔杖”，棕榈油等生物燃料的培育不仅需要大量的化石燃料，还要以热带雨林的砍伐、可食用粮食的减少为代价。
    通过上述两方面的分析，沃尔得出结论：资本主义制度是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市场”和“技术”这两张资本主义的“绿色处方”只能扬汤止沸，诉诸全球性的生态社会主义运动、建立生态社会主义社会才是标本兼治的良方。当然，沃尔选取气候变化这一全球性环境问题作为批判对象， 是为了强调世界性解决方法的重要意义，从而突出生态社会主义运动的国际向度，这也彰显了沃尔作为新一代学者的全球视野。但是，全球气候变化在何种程度上能够成为左翼学者批判生态资本主义的对象，在笔者看来仍是有待商榷的。

德里克·沃尔对生态社会主义的再阐释
    生态社会主义是一种将社会主义与生态学结合起来的新型政治替代方案。沃尔对生态社会主义的再阐释，可以概括为下列两个方面。

    对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的借鉴
    从莫里斯，到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再到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布克金、E.P.汤普森、福斯特、科威尔等学者，沃尔系统地梳理了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渊源。对马恩文本的尊重、对马恩生态思想（尤其是马克思的生态思想）的高度评价是沃尔生态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突出特点。沃尔指出，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发轫于马克思，马克思的生态思想具有高度的前瞻性：“马克思对原住民、生态、公地等话题的思考表明，尽管他生活在19世纪，却是一位21世纪的思想家。”
    不同于大多数学者的理论偏重，沃尔尤其看重马克思的“用益权”思想。马克思认为，如果我们从更高级的经济社会形态角度出发，就会发现，所谓的“土地私有权”是十分荒谬的。整个社会、民族均不是土地的所有者，而只是土地的占有者、受益者。因此，人们应当作为“好家长”将改良后的土地传给后代。由此可见，沃尔所说的公有制，借鉴了马克思的“用益权”思想，强调人们的土地占有者身份，提倡公共所有制，并与一般意义而言的国家所有制有着明显的区分。

    生态社会主义原则的提出与制度构想
    沃尔阐述了构建生态社会主义的三大原则：（1）生态学原则。该原则主要应用于农业领域，认为我们应当采用永续栽培模式，发展持久农业和有机农业。（2）生产资料公共所有原则。要在公有制的基础上建立一种共同体，共同体中的每个人都有权利获取自然资源。（3）民主原则。生态社会主义的民主原则是真正的、直接的民主，采取自我管理的模式。
    除上述原则外，未来的生态社会主义制度还应实现以下几个目标：第一，实现社会平等，从而消除因社会不公而产生的大量社会问题。第二，关爱他人，让“关爱”代替金钱与利益，成为社会运行最重要的价值。第三，反对核武器与核能，实现世界无核化。第四，尊重动物的权利，实现动物解放。

全球视野下的“绿色左翼”与“世界生态社会主义运动”
    本书的一个突出特色，便是从全球维度分析“绿色左翼”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绿色左翼”意指生态社会主义运动的政治主体。沃尔认为，包括工人阶级、原住民、工会、政党在内的多元主体，将会组成一个全球性的“绿色左翼政治联盟”，共同推动世界生态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国际团结”与“国际合作”在其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不过，沃尔虽详细论述了多元主体的构成要素，并强调“国际团结”对于生态社会主义运动这一世界性运动的意义，却忽视了“多元主体联盟如何才能建立”这个关键性问题。此外，“绿色左翼政治联盟”既是由多元主体构成，就需要一个“领导者”，在联盟中发挥枢纽作用，带领工人阶级、原住民、工会和政党等主体，投身世界生态社会主义运动。但沃尔在书中始终并未谈及“领导者”的问题。就目前情况来看，即便是欧洲国家各执政党的“红绿联盟”也是可遇不可求的，而构建全球“绿色左翼政治联盟”的尝试，自然更是难上加难。
    “世界生态社会主义运动”是理解本书的第二个重要概念。沃尔认为，生态社会主义运动无法只在一国或某几国内取得胜利，因为那些富可敌国的超级跨国公司不费吹灰之力便可摧毁局部的胜果。生态社会主义运动只有在世界范围内取得压倒性的胜利，才能建立真正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由此可见，“世界”一词对“生态社会主义运动”而言，并不是可有可无的前缀。这表明，沃尔作为新一代英国学者，已经超越了欧美中心主义的狭隘眼界，从全球视野出发分析生态社会主义运动。沃尔在书中分别论述了非洲、亚洲、欧洲等国家和地区的生态社会主义发展历程，认为委内瑞拉、古巴等拉美国家是目前世界生态社会主义运动的先驱，高度赞扬了拉美地区的生态社会主义实践。笔者认为，沃尔在书中强调生态社会主义运动的全球向度，这种国际视野下的分析思路当然是一种值得肯定和赞扬的积极尝试。不过，囿于欧美学者的身份，沃尔在描述生态社会主义运动的全球性维度时， 仍然留有欧美思维范式的少许印迹，这使得书中的部分描述并不是完全客观与准确的。例如，沃尔对原住民给予了极高的期望，将其视为推动世界生态社会主义运动的关键力量。但是，原住民能否在世界范围内承担变革的重担，是值得怀疑的。先不论原住民在全球分布不均的情况，即便是在拉美地区内部，各原住民群体也拥有不同的文化、历史、宗教和语言，再加之多元主体“领导者”身份的缺失，原住民恐难承担如此重任。
    综合上述分析，笔者认为，沃尔作为欧洲新一代学者， 从全球视野下对“绿色左翼”和“生态社会主义运动”的分析，彰显了年轻一代学者的国际向度。沃尔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想摆脱了仅从理论出发纸上谈兵的窠臼，并向我们证明， 全球性的生态社会主义实践已经初见端倪。书中分析思路的部分欠缺之处，也从某种程度上代表了目前生态社会主义运动的现实困境。
    （刘雨濛，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