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海洋环境治理的“门槛”很高，其中政府是决定性的主导力量。与政府的保护行动相配合，近年来，民间的保护力量也在逐步壮大，但相对来说仍十分弱小，海洋公益慈善规模与我们海洋大国的地位并不相称。

我国海洋环境基本状况
   从地理上看，根据国际法和我国的主张，我国管辖的海洋面积有300万平方千米。我们将这片领海由北向南划分为4个子区域，即渤海、黄海、东海和南海。我国仅大陆海岸线就长达18000公里，还不包括岛屿岸线。我国的沿海地带包括9个省、1个自治区、2个直辖市和2个特别行政区，沿海地区面积占国土面积的14%，其人口占全国的一半以上，经济活动占全国的2/3（ 来 源：《中国海洋统计年鉴》对沿海地区的定义）。
   我国是世界首屈一指的海洋大国，也是鱼类生产大国，自2002年起一直保持着鱼和鱼产品主要出口国的地位，出口占全世界的14%。此外， 我国渔船数量为全球第一。2018年，以海洋产业为代表的“蓝色经济”提供了3684万个就业机会。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2018年，我国共建立各类海洋保护区271处，总面积为12.4万平方千米，仅占主张管辖海域面积的4.1％，低于世界各国管辖海域内平均14.4%的保护率。
   目前我国海洋生态系统的3/4处于亚健康或不健康状态，即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和恢复力受到破坏。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我国已经失去了57%的沿海湿地、73%的红树林、80%的珊瑚礁和大部分的海草床。沿海湿地现已被超过1.1万千米的海堤包围，覆盖了大陆海岸线总长度的60%。污水、溢油、海洋废弃物、塑料、抗生素、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有毒重金属等常规和非常规污染物在我国沿海海域和海洋沉积物中广泛存在。此外海水酸化、富营养化导致赤潮等灾害也时常发生。
   我国政府主导了很多机制和项目来改善海洋环境，比如海洋生态红线、海岸带修复工程等， 在渤海、黄海和东海渔区实行伏季休渔制度，首次在公海两个区域实行3个月休渔政策，以及渔业燃油补贴呈下降趋势，这些政策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在机制体制的灵活性和创新性方面， 政策部门往往难以快速做出转变。这时候，就需要民间力量辅助政府开展行动，做出贡献。

我国海洋公益慈善现状及特点
   根据海洋资助者网络（China Marine Funders Alliance，简称CMFA）的统计，2019年中国海洋慈善事业的总资金承诺，也就是来自民间的资金约为4660万元人民币，仅占中国慈善捐款总额的3%。我国海洋慈善发展与我们海洋大国地位的不相称，慈善规模也难以满足日益严峻的海洋环境挑战。全国海洋科研机构有160家左右，根据2018年《中国海洋保护非政府组织名录》统计， 我国海洋保护非政府组织仅224家，其中还包括未注册、无实体资格的学生社团和志愿者组织。
   我国海洋公益慈善行业有两个特点。一是国外海洋慈善资金的引领作用明显。一方面，国外基金会带动了我国本土基金会对海洋领域的投入。我们在2019年盘点了12个基金会，其中国际基金会（7个）的平均资金投入是中国基金会（5 个）的三倍多。其中，中国资助机构将大部分资助用于沿海湿地和海洋保护区建设（56.3%），而国际资助机构则将大部分资助用于渔业和水产养殖领域（45.6%）。另一方面，国际机构在机构能力和议题导向上更具引领作用。据统计，22个国际非政府组织正在中国开展工作，他们在技术援助和政策能力方面优势明显。中国的非政府组织则在公共教育活动和基于社区的工作方面释放自己的能力。
   二是目前国内资源的动员力量相对薄弱。现在具有公募资格同时又关注海洋议题的基金会不多。大部分海洋公益资金是向原始捐赠方和发起人筹募，往往依靠的是企业家的个人意愿及与企业经营的相关性筹措资金。以我们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会为例，作为公募基金会，我们肩负着面向社会公众动员参与海洋保护的使命，但这个工作并不容易开展。因为大众对海洋问题知之甚少，而另一方面，海洋议题往往专业性、机制性很强，不容易与公众沟通。加上海洋离我们普通公众的生活范围远，公众了解和参与海洋保护的途径有限。在2020年的“99公益日”线上筹款活动期间，我们的海洋保护项目筹资130余万元， 而其中来自社会公众的捐款仅10万元。可见，海洋环境保护议题在社会上的主流化，仍是我们全行业的一个挑战。

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会的海洋保护工作历程
   第一阶段，2017年以前，我们围绕海洋保护开展了三类活动。一是向海洋保护NGO提供能力建设和机构成长支持。我们通过劲草同行、创绿家项目支持了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海洋保护组织。比如，我们支持潜爱大鹏联合潜水员群体和海洋志愿者，开展珊瑚礁复育和公众宣传倡导； 我们支持的海南智渔，现在已成为我国开展可持续渔业最具引领性的NGO；上海仁渡则运营管理了我国最大规模的海洋垃圾监测网络，涵盖25个沿海监测点。这些机构都由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会进行最早的资助，并由企业家进行一对一的辅导。二是开展海洋保护宣传活动，比如2009年我们提倡的“保护鲨鱼、拒吃鱼翅”活动，并最终推动了“公务宴请禁吃鱼翅”的相关立法。三是以滨海湿地保护为切入点，通过任鸟飞项目和红树林保护项目，支持了18个滨海湿地保护项目， 为每一个湿地项目提供基础巡护、威胁预警、鸟类调查、自然教育等持续性的保护行动方案，并且对滨海湿地健康状况进行了量化评估。
   这一时期是我们海洋项目的雏形期。我们所资助的活动是相对零散的，没有形成统一的战略， 也没有实现NGO行动的合力。
   第二阶段，自2018年起，我们与美国帕卡德基金会（Packard Foundation）紧密合作，形成联合基金，将从事海洋保护的NGO汇集起来，专门资助海洋NGO，并开始策划海洋议题，拓展海洋合作关系，与科研机构、政府部门、 NGO等更多利益相关方开展合作。从2018年4月到2019年10月， 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会与帕卡德基金会联合出资400万元人民币，支持了可持续海鲜消费、珊瑚礁状况调研、海龟救助、与海洋污染相关的调查， 以及海洋NGO能力建设等17个中国海洋保护项目。
   为了形成合力，我们还联合发起了海洋资助者网络（CMFA）。海洋资助者网络（CMFA）是一个由资助中国海洋环境保护的基金会间成立的非正式网络，由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会、帕卡德基金会、桃花源基金会和世界自然基金会等多家基金会共同发起。该网络旨在通过基金会之间的共同学习、合作与协调，提升基金会群体支持中国实现海洋生态文明目标的能力。自2018年6月至今，我们与帕卡德基金会一直担任联合主席。每年召开年会，推动了一系列网络研讨会， 并起草了《中国海洋资助蓝皮书》。CMFA 会员的数量也从14个增加到23个。

对我国海洋公益慈善的前景展望
   随着我们联合基金及海洋资助者网络的开展，未来中国的海洋公益慈善应向着以下几个方向发展。
   一是加强行业内的联动和互补。海洋公益方兴未艾，资金相对较少。我们希望彼此交流沟通， 避免重复性工作；同时资助机构之间应有差异化的功能定位。比如，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会的资助注重组织发展，而桃花源基金会的项目可以专门做人才培养。
   二是非政府组织应增加灵活性、开创性。NGO 应该紧跟国内、国际的政策走向，为开拓新的政策机制提供试点经验和技术方案。所以，要重视整合国内外研究资源的能力。
   三是在行业细分上下功夫。应围绕焦点议题， 识别和培育有能力的海洋NGO和其他组织。识别应当优先治理的海洋环境议题。我们认为应该将海洋慈善资金合理调配到以下7大领域，找到其中的撬动点。这七个领域包括：蓝色经济，可持续生产和消费；可持续的海产品消费、渔业和水产养殖；海洋和沿海生态系统保育、保护区；海洋生物多样性及特定物种保育；海洋污染物监测和控制；海洋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宣传倡导；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地区的海洋治理。
   （张博文，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会副秘书长，分管机构的国际合作。本文根据张博文在9月18日“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海洋”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而得，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