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我国计划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现行标准下消除绝对贫困，提前10年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设定的减贫目标。
  协同推进生态保护和民生改善，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民间组织在这方面开展了积极探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本文分享三江源环境保护协会的实践案例，并反思生态保护和减贫的辩证关系。
 
保护和减贫的争议
  近年来，有关生态保护和减贫之间关系的争议从未间断。普遍而言，一部分学者和实践者认为保护和减贫是相互冲突的：减贫意味着要发展，要更多地利用自然资源；而保护生态环境则需要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发展，减少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利用。因此二者的冲突难以避免。另一部分人则认为保护和减贫是相互促进的：生物多样性所提供的服务功能是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如果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发展也将由于缺乏基础而难以持续；通过帮助当地人寻找替代方式脱贫致富，可以减轻对自然资源的初级利用以及对生态系统造成的压力，从而促进生态保护。
  某种意义上，减少贫困的目的在于改善民生，这需要对社会系统做出调整，而生态保护的实质是保护生态系统的组成、结构和功能，从而维持系统的韧性。因此，探讨生态保护和减贫之间的关系，需要考虑社会——生态耦合系统内部的反馈过程。就全球范围而言，有两项事实已经得到众多证据的支撑：第一，生物多样性丰富的地区通常也是经济欠发达的贫困地区；第二，很多历史上文明高度发达的地区如今已经演变成生态恶劣的地区。人们通常会用一个社会对自然资源的利用程度来解释上述现象：如果一个地方的生态系统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但由于人口数量较少或技术水平较低导致对自然资源的利用程度不高，那么经济发展将会处于较低水平，生态环境保持在较为完好的状态；然而，随着人口增加、科技发展，人们获取和使用自然资源的能力得到提高，更多的自然资源被开发利用，经济得到发展，但当发展超过一定阈值后，生态系统极有可能走向退化，并逐渐对社会系统构成负面影响。
  尽管这种解释还不够全面，但它让我们看到保护与减贫的关系远比二元对立的冲突和促进更加复杂，需要考虑具体时空情境下社会和生态系统的动态互动。
 
三江源的民间尝试
  在生态环境较为敏感、社会经济有欠发达、宗教文化影响深远的青海三江源地区，促进生态保护和民生改善双重目标的实现，是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建设的重点。青海省政府早在2006年就取消了重要生态功能区的GDP考核，对生态保护给予极高重视，但在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等发展政策下，减贫和保护之间的矛盾依旧日渐凸显。为此，相关管理部门实施了草原生态奖补、生态管护公益员、生态专业畜牧合作社等生态扶贫政策，与此同时，民间组织也做了各种尝试。
  三江源生态环境保护协会（以下简称三江源协会）是三江源地区最早依法注册的一家民间环保组织，其前身是2001年注册的玉树州生态环境保护协会，2008年经青海省民政厅登记注册升级为省级社会团体。过去20年间，协会开展了一系列社区保护与发展项目，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甘达生态马帮和帕卓巴游牧民合作社。
  甘达生态马帮
  甘达村位于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结古镇，是玉树15万人口的主要饮用水源——扎曲河——的发源地。自2008年起，三江源协会就开始与当地村委会和村民共同开展水源保护工作，并在2016年推动成立社区自然资源综合管理委员会，组建了23个社区自然综合保护地，以保护小区的形式推动当地社区更加深入地参与生态保护。同年，在社区保护地的基础上，协会帮助长期志愿参与环保活动的牧人组建了“生态马帮”这一社区保护团队。生态马帮的愿景是“山干净、水干净、人心干净”。以“马帮”命名是因为甘达村在历史上就是茶马古道上的马帮驿站，而且当地牧人多擅长马术；以“生态”为名则是希望马帮能创新生态服务型的发展模式，在保护本村水源生态和发扬当地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促进社区的可持续发展。
目前，甘达生态马帮共有20名成员，36匹马，其主要业务为生态游学。与传统的旅游模式不同，马帮提供的游学活动让访客有机会与当地原生态的游牧文化发生更多联系。访客可以与牧人同吃酥油、糌粑，共住黑帐篷，体验马帮习俗，参加水源祭祀活动，并深入了解牧人从事生态保护的故事。当地人在与外界接触的过程中，通过学习和实践掌握了全新的知识技能，增加了对本土文化的认同感，愿意更加积极地保护当地生态。截至2020年8月，甘达生态马帮已经开展了23次生态游学活动，为当地15户牧人带来了每年约5000元的收入，并创造了旅游向导、文化讲解者、骑马导师等季节性工作岗位，形成了多样化的经济发展方式。马帮和当地社区还先后在20多个水源地举办重设祭祀塔、填埋宝瓶等活动，恢复了传统水源保护文化，并对村里的370多个水源进行持续监测。三江源协会每年还会邀请专家为马帮成员开展自然教育和能力建设等培训活动，以提高其保护生态环境的热情和技能。
  帕卓巴游牧民合作社
  帕卓巴游牧民合作社位于玉树州甘宁村，“帕卓巴”的意思是“游牧祖先的后人”。为了保护家乡生态环境，甘宁村的僧人堪布昂江于2012年创建了“游牧文化促进会”，带动当地牧人开展垃圾清理、野生动植物调查等活动。虽然大多数牧人都很关心家乡环境，但是由于游牧文化促进会组织的志愿性环保工作无法为其成员提供收入，所以很多年轻人只能选择前往城市打工以维持生活。为了解决当地“环保无人”的问题，在三江源协会的支持下，堪布昂江于2016年创立了帕卓巴游牧民合作社，试图以合作社为平台向外界销售当地环境友好型的特色产品，在为牧人创造更多收入的同时，也留住当地环保人，让其能更好地参与到当地生态环境和传统游牧文化的保护中去。此外，合作社的成员包括单亲家庭孩子、孤儿、残疾人士等，合作社也希望为这些生活较为困难的弱势群体提供工作机会。
  目前，有12户牧人参与合作社的各项工作，他们一年中有将近5个月的时间同吃同住，共同参加培训、生产和环保等活动。在创业初期，合作社主要制作藏族传统黑帐篷，希望在提高收入的同时传承这门濒临失传的传统手艺。随着合作社的发展，三江源协会帮助他们逐渐探索出新的产品和销售模式。2017年，协会邀请“三江源设计师联盟”的专家协助产品设计，并为当地牧人开展了手工艺培训。目前，合作社的主要产品是以羊毛、牦牛毛等就地取材的环保材料为原料的藏地特色手工艺品，产品包括遮阳帽、手提包、吊灯罩、牦牛奶香皂等。此外，合作社还采摘野生蕨麻、黄蘑菇等当地土特产，在简单加工后进行销售。从2016年至今，合作社为每户牧人带来了每月约2500元的收入。除社员工资和合作社运作必需费用外，合作社的其余收入用于开展长期的水源调查和气候变化监测，以及每年一次的生态文化节等环保活动，并选举出两位管理员来负责监督。在制作和销售藏区特色手工艺产品的过程中，牧人们建立起了对传统文化的自信，参与环保活动的人员变得更加稳定，参与热情得到了提高。
 
反思
  就目前而言，三江源协会开展的这些旨在协同促进生态保护和民生改善的项目显得卓有成效。然而，必须承认的是，这些民间尝试的规模较小，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富有领导力的社区带头人以及外界的长期支持，也容易受到经济和政策等社会大环境的变动所带来的冲击，因此能否长期持续下去仍然是个未知数。
  尽管如此，星星之火也有燎原的潜力。倘若能在实践过程中不断观察、反思和总结，民间组织在处理生态保护和减贫的关系上进行的这些小规模的试验，将可以为更大尺度上的改变提供想法、经验和教训。换句话说，民间组织是在为开发保护和减贫共赢的实践模式“打造原型”（Prototyping）：批判性地反思一个已有事物，要比空洞地描述一个看似完美的设想来得实际；在已有原型的基础上做出改进，要比从无到有地创造一个新事物来得容易。三江源协会打造的原型对于更好地协调保护和减贫的关系提供了一些思路。
  首先，文化背景的差异可能导致不同人群对于“贫困”和“保护”的定义不同。贫困并不是可以简单由数字定义的事实，而是在不断变化的具体情境中被建构出来的社会事实。一个人对自己的生活现状是否满意，是否认为自己“贫困”，是否认为“贫困”是个需要改变的问题，往往受到主观判断的影响。比起物质条件的提高，一些人群可能更加注重对精神生活质量的追求，单纯地把收入水平（或卡路里摄入量）来作为贫困的衡量标准过于简单。至少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社会已经把寿命、识字率、健康程度、抵抗风险的能力和话语权等非收入因素都纳入了界定贫困的标准。同样的，关于“保护”的概念也非常多样。不同人可能采用不同的直接或间接指标来评价生态系统的状况，比如濒危或旗舰物种的数量和分布、生物多样性的丰富程度、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价值、盗猎发生频次、群众的自然保护意识水平等。更多情况下，那些旨在促进生态保护的项目往往缺乏足够信息来对生态保护的成效进行评估。
  其次，有必要普及环境正义的理念以便鼓励社会各界支持贫困地区的生态保护和民生改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贫困地区可以把生态优势转换成经济优势，但是绿水青山不仅仅是金山银山。根据联合国《千年生态系统评估报告》，生态系统为人类社会提供了四种类型的服务功能：第一，供给服务，即提供食物、淡水、燃料和其他生产生活原料；第二，文化服务，即提供精神与宗教价值、审美、教育、旅游的机会等；第三，调节服务，例如气候调节、疾病控制、净化水源；第四，支持服务，包括土壤形成、养分循环、创造栖息地等。减少贫困更多地需要依赖于生态系统的供给和文化服务，某种程度上这两项服务是有地域性的；生态保护则更加注重生态系统的调节和支持服务，这两项服务的受益群体是跨越地域的。随着交通和市场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城市人群得以享受偏远地区的生态系统提供的供给和文化服务，但是生态保护的责任却通常需要由当地社区来背负。不仅如此，人们还经常将当地社区视作生态破坏的原因，忽视更大尺度的社会和政策过程对局部地区的生态环境造成的影响。环境正义强调权利与义务之间的平衡，它要求公平分配公共环境提供的好处以及生态保护所需要付出的代价。一个地区的生态保护和民生改善不仅仅是当地政府和群众的义务，同时也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因此需要国家和社会各界携手创新各种形式的生态补偿机制以促进环境正义。
  最后，保护和减贫究竟是相互冲突还是相互促进，取决于具体情境下的管理和治理。管理是为了实现既定目标而制定的具体的组织和执行措施，其本质是协调。治理是为了调和不同利益诉求而促进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决策过程，以便最大限度地增进共同利益，其本质是决策权力和责任的分享。任何对自然资源进行直接或间接使用的方式都有可能对一个地方的生态系统造成积极或消极的影响，可持续的关键在于构建有效的决策过程对社会—生态耦合系统进行良好的管理。这个过程包括目标的制定、方案的设计和执行、争议的解决程序、对全过程的监控评估，以及适应性的调整。“度”的把握是关键。人们倾向于设定管理的下限（比如最低工资标准、贫困线标准、生态保护红线），却往往忽视对上限的考虑——发展到什么程度算够了？保护到什么程度就可以了？正是因为没有设定上限，也缺乏支持上限设定的社会制度和文化，才促进了对个别特殊利益的无休止的追求，从而演变成为种种冲突。一些地方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发展出了适合当地的对生态系统进行有效管理的正式或非正式的社会规范，相关部门可以考虑赋予当地社区一定的管理自主权和相应的责任义务，让当地群众有足够的空间根据当地实际情况来决定保护和减贫的具体目标和实践手段，使他们真正成为生态保护和民生改善的主体。
 （高煜芳，耶鲁大学环境学院和人类学学院博士候选人；胡珺涵、当周扎西，维儿巴跨学科自然保护学习小组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