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听说樊锦诗的名字是2012年我和好友去环青海、甘肃自助游。说实话，青海、甘肃旅游资源丰富，各种地貌风情引人入胜，但当时在旅游开发和服务上确实跟不上，唯独敦煌这一站给我留下了不一样的印象。那一年莫高窟就已经开始网上预约参观，到现场后发现它的开发和保护非常好，管理规范，组织有序，数字化的呈现方式，球幕的展示令人震撼，特别关注了一下宣传影片的策划和导演都是樊锦诗，当时不知道是男是女，但感觉是一个思想和眼界非常开阔的年轻人。后来，看到樊锦诗在《一席》节目上演讲，才知道是一个非常朴实瘦小的老太太，但是言谈不凡，我对她的敬佩之情油然而生。这次读了她的传记《我心归处是敦煌》，对于樊锦诗的认识更加深刻全面。我想用几个“小”和“大”来谈一下我对樊锦诗的理解。
 
从“大”都市到“小”县城
  樊锦诗的一生都是从“小”到“大”，但唯有这个例外。她的父亲毕业于清华大学，先供职于当时的北平政府部门，后来因为“北平沦陷”，南下到上海，新中国成立后到原上海食品工业设计院工作，外语特别好。母亲是上海人，家世很好，生活条件优越。樊锦诗出生于北京，成长在上海，从小生活富足，受到良好的教育，高中毕业又回到北京大学读书。因为国家和敦煌保护的需要，毕业后被分派到原敦煌研究所（现敦煌研究院），当时的敦煌偏僻荒凉，生活非常贫穷、落后，与世隔绝，住土房、喝咸水，可想而知生长于大城市的樊锦诗心理落差之大，刚开始她也有各种不适应，但是就像她的丈夫彭金章教授所说的，虽然她成长在上海，但是身上没有“骄”“娇”二气，而是既来之则安之，一头扎进了这个千年艺术圣地开始她的研究和工作。
 
从“小”姑娘到“大”导师
  从25岁青葱年华毕业分配到敦煌，到人到中年（39岁）担任原研究所副所长，到花甲之年（60岁）接任院长一职，再到现在耄耋之年（80多岁）担任名誉院长，她付出了毕生的热情和心血。她和彭金章教授夫妻两地分居20年，她两个儿子小时候都托给河北老家的姑姑抚养，等她去接小儿子的时候，已经两三年没有见过孩子，孩子都已经不认识她了，这在常人想来难以理解。她说，因为丈夫和儿子，自己也多次有过离开的想法，但是都由于种种原因留了下来。我想主要是她的内心深处对莫高窟的热爱，让她选择了坚守。她用一生时间完成了对国家和人民的承诺，也书写了自己充实绚烂的人生。    
 
从对家庭的“小”爱到对先辈对文化的“大”爱
  爱本来是不能用“小”和“大”来定义的，因为所有的爱都是可贵的。这里我所说的“小”和“大”是从爱的范围来讲的。樊锦诗和彭金章非常恩爱，两人既是伴侣又互相是挚友良师，风雨携手走过60载，书中满纸透着对丈夫的感激和思念。对儿子她是既愧疚又疼爱，对父母也是充满敬爱和不舍。这些都是人之常情，但是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她对先辈、对大师的敬爱之情。书中她详细记录了常书鸿、段文杰、苏秉琦、宿白等诸多老一辈的大师对敦煌的贡献，这里面许多人我们普通人都没有听说过，我想她其实想用这种方式来让人们记住这些大师的所作所为。这让人感受到她是一个谦和感恩之人，心中充满了对先辈的感激和崇敬。她在书中还用1/3的篇幅记录了莫高窟的前世今生、发展延绵和保护利用，以及每每谈及敦煌的壁画、彩塑和石窟所流露出的赞叹和自豪，都表现了她对敦煌艺术的大爱。
 
“小”身体里蕴含着“大”能量
  我并不知晓樊锦诗的身高，但是从她和别人的合照里可以看到她并不算高。她自己也透露，自己是早产儿，从小有低血糖的毛病，当时在敦煌实习的时候因为生病只能回上海。毕业的时候得知自己的女儿分配到敦煌，她的父亲给学校领导写了一封长信，主要说“小女自小体弱多病”，希望学校改派其他体质好的学生去。但就是这样一位上海“小女子”，在西北的大漠里一待就是60年，把一生奉献给了敦煌。60岁那年，她被委任为敦煌研究院的院长，对很多人而言这是退休的年龄，应该过着悠闲轻松的退休生活，在家里含饴弄孙。但是她没有，她带领同事们治理沙害，进行壁画修复，建立记录档案，实现数字敦煌，使莫高窟的伟大艺术走近了普通人，走向了世界。正是由于以她为代表的敦煌人的不懈努力，我们才能看到管理和保护都如此完善的敦煌，感受如此美轮美奂的艺术魅力。
  作为一个有着两个女儿的母亲，我也时常在想自己应该度过怎样的人生，40岁的年纪还有什么作为，希望女儿们成为什么样的人，给予女儿们怎样的启迪和教育？
  读完《我心归处是敦煌》，我不仅从樊锦诗的身上看到了质朴、坚毅和努力，也看到了如果一个人一辈子坚持做一件事能取得什么样的成就。40岁算什么，60岁也是事业的开始，只要坚持学习，坚持完善自我，我们的未来还是有很多可能性。
  对于两个女儿，我希望她们长大后也能读一读樊奶奶的传记，明白自己想过什么样的人生，从工作学习中汲取能量，成为一个对社会、对人类发展有益的人，活出精彩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