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人类基本权利之一的环境权，在雾霾频袭的当下中国，其重要性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至于环境权的定义及其范畴，对大部分人而言，并不一定要准确界定。理解字面意思，推动制度建设，积极参与维权，足矣！
回顾近代中国人的权利轨迹，约略可以看出浓厚的时代特征。远的不说，单说记得起来的事。以前读书时，政治老师总讲生存权和发展权，有时还将这种权利延伸到外交领域，动不动就得进行艰苦卓绝的抗争。是啊，那时候，改革初启，百废待兴，吃饭穿衣是最大问题，所以，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只要能让大家吃饱饭、穿暖衣，就算功德无量。温饱问题初步解决后，就是住与行，乃至更高层次的享受。近几十年，可谓是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勤劳勇敢的中国人，不仅改变了自己积贫积弱的落后面貌，还一跃成为世界工厂，满足外国人的诸多需求。总体而言，这一阶段，国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取得了极大的进步。要不是出现了环境问题，简直就堪称完美了。
遗憾的是，经济可以突飞猛进，但环境问题绝不会迟到。靠大量消耗能源资源、生产低附加值产品发展经济的旧模式，其必然结果就是环境污染加剧。这一点，无论是政府部门，还是专家学者，乃至平民百姓，都不会否认。有一利必有一弊，生存权和发展权极大扩展了，环境权难免受到损害。
“我们要像对贫困宣战一样，坚决向污染宣战。”李克强总理在今年“两会”期间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斩钉截铁地说。
这一信号，值得我们高度重视。
向贫困宣战，意味着下定决心维护人民群众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向环境宣战，则意味着下定决心维护人民群众的环境权。当然，不能因为要维护人民群众的环境权，就让大家回过头去饿肚子。但是，我们确实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关键时刻，就是不能再以解决人民群众衣食住行等基本需求为借口，对环境问题视而不见。毕竟，解决了基本需求后，人们有权利要求在良好的环境中生产生活。
或许，我们该重新考量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权重。既然中国已经发展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是不是可以适当降低一点儿发展速度，将更多的经济资源、行政资源、科技资源和法律资源用于环境保护？既然低层次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无法调和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是不是可以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升级的步伐，以经济转型推动环境改善？
客观地说，中国从来不缺理念创新。不过，从理念创新到实践跟进，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某种意义上讲，争取生存权、发展权，比争取环境权容易多了。道理很简单，谁积极寻求经济机会，谁就能从中赚到白花花的银子，而赚钱过程中溢出的负外部性，比如说环境污染，是要由所有人来共同承担的。反过来，改进环境绩效，受益的是每一个人，但付出成本的，是之前肆意排污的企业，是之前过度消费的个人。要让大家舍己为人，有点儿不太符合经济规律，也不太符合人性。因此，这仗打起来更难，得有点儿奋不顾身的精神，得有点儿舍生取义的格局。
这么看来，争环境权，比争生存权、发展权要难上一百倍。解决生存与发展的问题，只要取消各种限制因素，让大家放开手脚去赚钱就行。但解决环境问题，却要反其道而行之，必须剥夺一部分人损人利己的权利，让这些人戴着镣铐去跳创富之舞。
怎么办？通过自发自愿的方式去解决环境问题，貌似不太现实。靠风吹散雾霾，又不太靠谱。看起来，需要做些大刀阔斧的改革，让地方政府不再敢盲目引进高污染项目，让环保部门有足够的手段去监管企业行为，让企业不敢大肆排污，让公众有权监督政府、环保部门和企业，让它们各尽其责！
如此一来，环境权就有希望落到实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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