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第二期杂志的过程中，编辑部的同事们始终纠结于“环境权”的问题：环境权这种提法准确吗？为什么在发达国家环境权没有入法？生存权不能涵盖环境权吗？整个编辑过程竟成了大家学习和统一思想的过程。

此时提出环境权，是环境保护形势所迫，2.8亿人使用了不安全的饮用水，20多个城市饱受着雾霾之苦，人们本应享有呼吸新鲜空气、饮用干净水等最基本的环境权被严重忽略。在夏光《迈进环境权益时代》一文里我们认识到：环境问题的本质是人类生存需要和承载人类经济活动两种功能发生了冲突，生产性环境权益侵蚀了生存性环境权益，污染侵蚀了健康。出于经济优先的客观现实需要，生存性环境权益不得不给生产性环境权益“让路”。现在人们享有清洁和安全的生活环境放在较高的位置，更强地反映生存性环境权益的需要，提高了环境保护的门槛和强度，突出了环境保护的民生价值目的，与当前我国提出建设美丽中国和生态文明的战略目标是相符合的。 

为了保障公众的环境权不再受侵害，必须在制度设计、政策制定、市场导向和技术扶持等方面全方位倾斜于环境保护，从原来经济优先转型为经济与环境保护并重。今年我国国民经济总产值目标定为7.5%，就是个信号，持续高速发展的经济占用了大量的资本和权力资源，在经济政策刺激下，环境保护的危机提早到来，致使整个社会不得不重新考量其配比。

但同时也要防止矫枉过正，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不应该割裂或对立起来，既反对权力和资本集中于经济发展，又要反对集中于环境保护。事实证明，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并非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据专家测算，《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付诸实施，将增加非农就业岗位260万个，1元大气污染防治投资可以拉动GDP增加1.25元，环境保护的“加法”与经济发展的“减法”完全可以并行不悖，关键是在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建立起良性互动关系，以发展为环保提供更多的资金和技术保障，以环境改善目标倒逼经济转型升级，这是7.5%的现实意义。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保护生态环境关键靠制度，7.5%能不能实现转变经济发展的方式，维护经济、民生与环境的平衡，法治和制度是重要力量。通过法律规范人与自然、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明确社会各方自已的责任，提高破坏环境的违法成本，才能真正树立起对环境和生态的敬畏；对于那些仍不能迷途知返者，需要出重拳挥利剑，以更严格的监管、更严厉的处罚、更严肃的问责，打击污染环境的“伤天害人”行为，打击监管中的失职渎职行为。

因此能不能把环境摆在正确的位置，使权力和资本平衡运用于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中，检验着治理者的眼光和能力。 

《中华环境》编辑部

2014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