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抉择有风险 选择需谨慎

时间:2014-04-16 16:55来源: 未知作者:屈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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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最大的收益是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看不见的手”无时不刻不在指挥我们的社会生活,包括政策制定、标准出台、规划的选择……但是,当我们要做重大决策和抉择时,能否过于依赖市场?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因为市场的趋利原则,势必就事论事,使我们的抉择顾此失彼;同时碎片化思维方式也将带来毁棋的风险。
可是现实……

    ▲2014年3月26日,云南曲靖会泽县大海乡,过完年,村里就已经很难见到年轻人,老人们依着树在休息。
无人村:已显现城镇化发展的后患
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中国城市发展报告(2012)》显示,2011年中国城镇人口达到6.91亿,城镇化率首次突破50%关口。这意味着中国已经结束了以乡村型社会为主体的时代,开始进入到以城市型社会为主体的新时代。从GDP来看,我国2011年比1978年增加了近130倍。与此同时,中国城镇化人口由1978年的1.72亿(城镇化率为17.92%)增加到2011年底的近7亿(城镇化率为51.27%),还有2亿流动在农村与城镇之间的农民工未计算在内。实际上,我国的城镇化率已经接近70%。30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需要上百年走过的历程,人口从农村到城市这一单向流动已经接近极限。《报告》显示,2011年中国城镇化率达到了51.27%,城镇常住人口超过农村常住人口。然而在1978年这一数字只是17.9%。据预测,如果未来中国的城镇化率以每年0.8至1.0个百分点的速度快速推进,到2020年前后中国城镇化率将超过60%。
与此同时,在广大的农村地区,无人村、空心村却比比皆是。赣西北的南坑村鼎盛时有130多口人,现在只有一个64岁老人成了村里唯一的居民;中国著名的侨乡江门的“无人村”情况以台山为最,台山人出国的特点主要是亲属移民和劳工移民,据不完全统计,台山因为移民出国造成的无人村至少有20个。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统计:在1990年到2010年的20年时间里,我国的行政村数量,由于城镇化和村庄兼并等原因,从100多万个锐减到64万个。与之相对应的是,1978年城市人口只有1.72亿,2011年达到6.91亿人。30年间增加了5亿人,比欧盟总人口还多。而且,城镇化率按照1.3%、1.4%的速度增长,每年还要有1000万农民进城务工。但农民工不是单单自己进来,他的家属、小孩也要进来,要搞全体城市化。
现在“说村不是村,有院没有人;说地不是地,草有半人深”的现象首先被学界高度关注,有专家说,乡村发展“空心化”的后果不仅使农村经济得不到发展,而且会增加治理的成本和难度。因此我们在研究农民对土地束缚的挣脱时,更要追问挣脱土地束缚之后的农村和农民的情景会怎样。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任远认为,实际上,农村不仅通过农产品流通环节和土地流转环节支持着中国城镇化和城镇发展,也通过人力资本的净流失支撑着城镇化推进和城市发展。“空心化”还不仅仅是对城镇化发展后劲造成负面影响,农村耕地、粮食安全都将受到威协。 
 
特高压:顾此失彼,按了葫芦又起瓢?
两会前后特高压输电因雾霾严重又被提及,主张上马的国家电网董事长刘振亚在《人民政协报》发表署名文章《发展特高压电网破解雾霾困局》,之后在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他建议在国家层面加快制定智能电网发展规划,加快推进特高压电网建设,配套出台财税、价格、投资、金融等政策,加快建设一批急需的特高压和智能电网重点工程。
反对上马的人认为,特高压电网建设成本高,又不能达到满负荷,经济性和效率并不高;而且西部地区大量上马火电用于特高压输送,当地生态环境问题也需要考量。
特高压输电技术是我国在世界能源领域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重大创新成果,它具有容量大、距离远、效率高、损耗低、占地少的优势,也可改变我国能源分布不合理的现状。根据国家电网公司规划,到2015年、2017年、2020年,跨区输电能力将分别达到2.1亿千瓦、2.9亿千瓦、4.5亿千瓦,向东中部地区输送电量则分别达到0.74万亿千瓦、1.18万亿千瓦、1.87万亿千瓦时。按此输送电量测算,届时可有效减少东中部电煤消耗3.4亿吨、5.4亿吨、8.5亿吨,使东中部地区PM2.5排放分别比2010年降低9.4%、15.8%、22.6%。 
厦门大学能源研究中心主任林伯强曾对《每日经济新闻》说,“特高压建设缓解雾霾确实有道理”,东部地区一方面要限制煤电治理雾霾,一方面又是能源需求最大的地方,核电建设周期长,新能源又难成规模,特高压确实不失为一个快速见效的办法。最近他亮出中立态度,称可以上一条试试。
反对者还强调,我国规划在西北地区建设4.7亿千瓦煤电,估计耗煤量在4.5亿吨,这样的量放在西部,遇上大气环流,烟尘可随风覆盖到整个国土。因此有业内人士提醒,雾霾治理和缓解用电缺口还有很多行之有效的方法,鉴于特高压点对点的输送特点,以及其输电经济性和对西部地区环境的影响,应该是最后一个选择。并举证,日本和前苏联都曾使用特高压电网,但后来都放弃了。事实上,目前几乎没有哪个国家在使用特高压技术,因此特高压规模建设需要科学的规划和论证,实现资源配置还要算清楚经济账。
特高压上马争论其实反映出对于决策的慎重和严肃,在过往的重大决策中并不乏顾此失彼的选择带来后患的先例,发展城镇化带来农村、农业、农民问题,发展汽车业增加了尾气治理的难度,加速GDP增幅带来了环境和资源的负重,鼓励致富带来人们道德耕耘的懈怠……当我们过于焦虑一个问题时,往往会忽略这个问题的另一面,所谓“蝴蝶效应”正是如此。因此为防止按下葫芦又起瓢,关键是选择前要充分考量,包括立体、多面、深层。  
 
COD:认知滞后影响政策权威性
2012年最后一天,山西长治天脊煤化工集团发生8.68吨有毒化工中间体苯胺泄漏事故;五天后,河北邯郸浊漳河受到污染,地区饮用水出现供应危机;河南安阳也受到牵连。有媒体质疑,8.68吨苯胺,要泄漏到海河水系的浊漳河,威胁到下游邯郸、安阳饮用水水源,至少需要突破分流阀、每2小时一次的例行排查、在线实时监控系统和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这4道软硬件“阀门”。有人不无嘲讽地说,长治的苯胺太厉害了,从长治一路如关云长一样过关斩将,闯过难度极高的四道关口;而且它闯的是全国第一家,曾被一致极度看好,花了8.5亿元巨资的“标志着山西省环保执法从传统的现场执法向全天候、全过程数字化监管迈进,形成了一个集监测、监视和控制三位一体的监控量化执法体系”的监控系统。 
长治的苯胺真有那么厉害吗?为什么花了高昂代价,如此被看好的先进的监控系统也没能发挥出作用?于是媒体开始猜测,这8.5亿元是不是滴水不漏地用到了该系统建设之中?再先进的系统,也是需要人来操作与监控,会不会发生被监控者想方设法逃避监控的事? 会不会发生监控中心的工作人员心不在焉而没能发现系统中的问题?  
业内人士认为,山西省苯胺泄露事件反映了我国环境管理指标上的弊端。我国水体污染控制指标采用的是COD,山西省污染企业现场安装的都是重铬酸钾法COD在线分析仪,对有机物氧化率很低,特别是像苯胺这种有机物几乎无法氧化,难以检测出来。重铬酸钾法COD无法全面、客观、真实反映有机污染的缺陷在此次事件中暴露出我国环境管理指标上的重大误区,也给我国水质在线监测系统敲响了警钟。
相对重铬酸钾法COD,燃烧氧化—非分散红外法TOC能快速、全面、客观、真实反映有机污染,对有机物几乎能100%氧化,特别是氧化苯胺这种芳香族化合物,业内认为,山西省事故发生当地或下游城市地表水站里如果安装有TOC,此次污染事故可能会被更及时的发现,不至于延误了这么多天。TOC能快速、真实反映有机污染这个特点,作为遇突发环境事故报警功能是其他指标无法比拟的。 
据了解,2001年,浙江省率先在我国开展了在线监测工作,当时遴选在线监测仪器时,市场上主要有两大类,重铬酸钾法的COD仪和燃烧氧化—非分散红外法的TOC仪。由于COD仪刚刚起步,相对进口的TOC在线监测仪质量上不稳定,所以大部分试点地区都采用TOC仪。2004年国家出台了《总有机碳(TOC)水质自动分析仪技术要求》(HJ/T104-2004),标志着TOC仪准入参与环保认证。2007年又出台的一系列有关污染源在线监测仪安装、验收、运行等技术标准中对TOC给予了认可,有些地区,如上海在2007年之前直接以TOC作为环境管理指标。“十一五”期间国家明确了COD和二氧化硫两项作为节能减排刚性监控指标,COD监控指标因此具有法律效应。 
当初嘉兴市在线监测的试点工作走在全国前列,得到了原国家环保总局领导的肯定,还组织专家前来考察,作为典型向全国推广。浙江省嘉兴市环保科研所有限公司的董事长王国庆是首批在线监测的参与者和实践者,他说,嘉兴市2001年开始采用TOC仪,陆续安装了300多台,现在都已经到了更新换代的时候。他们希望继续沿用性能稳定、反应迅速、维护量小、无二次污染的TOC仪器,但目前遭遇TOC监控指标不具备法律效应的窘迫。
有关TOC和COD技术上的争议伴随着我国在线监测事业发展的进程,有研究显示,TOC和COD在监测方法上存在明显差异,前者是物理法、后者是化学法;在反映时间上,前者用3-4分钟取得一个样品,后者将用30分钟;运行成本上,前者大致为0.08元/样品,后者为0.8/样品。最为重要的是,COD 仪分析原理是铬法氧化法,使用的主要试剂是掩蔽剂硫酸汞、催化剂硫酸银、氧化剂重铬酸钾,对环境造成二次污染,其中重铬酸钾被列为环保部第一批“高污染、高环境风险”产品名单。为此,早在2008年,山东淄博民盟市委主委达建文提交过《关于污水在线监测的两点建议》、《关于山东小清河流域水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的几点建议》两项提案,提案以小清河为例,在小清河沿岸各企业安装了国产在线COD监测仪20台以上,每2小时测定一个样品,20台每天就有240个样品,再加上各实验室监控复核用的样品60个,小清河每天接纳的重金属离子汞219克、银31.2克、总铬2.6克,每年的排放量最高的离子汞可达78公斤。这些离子汞一旦进入环境中的生物体内,其危害是不言而喻的。 
目前全国COD仪大致2万台,每测定一个样品,排放的重金属有离子汞730mg、银104mg、总铬8.7mg。有人算了笔账,按国家规定每2小时分析一次,这些COD仪年排放离子汞64000千克、银9100千克、总铬760公斤。当前重金属污染防治已成为我国第一个国家规划,可为防治污染提供监测数据的监测却仍在使用具有重金属污染的技术,还何谈环保部门的威信和公信力?       
环境保护部对保护环境负有绝对的责任,选择什么样的监测技术不仅是认知问题,同样也是政策问题。支持什么样的监测技术反映了主管部门的政策导向和政策水平,如让污染环境的监测标准继续发展,将严重影响国家环境保护的公信力。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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