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结束第四期发稿时，看到江苏省靖江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于5月9日11时许向全市广大市民发布：“因长江水源出现水质异常，全市暂停供水”的消息。这是一个月以来，全国第三个城市遭遇水污染，此前4月10日，兰州市饮用水苯含量超过国际标准20倍;4月23日，武汉两个水厂取水口水质受到氨氮污染。污染来袭之地，矿泉水都被抢购一空，公众的恐慌气氛展现无疑。毒大米、水污染、全国大面积雾霾污染等环境事件频发，使环境风险侵入生活，带来风险恐慌。先富裕起来的人开始移居国外，其中不乏环境移民，要到水清天蓝的澳大利亚、空气清新的北欧，或者随便什么环境质量好的地方享受生活。这说明公众对于环境的担忧开始从感性上升到理性的层面，并有演化为风险意识的趋势。

    风险一词来自意大利语，早期由航海贸易和保险业为规避可能遇到的礁石、风暴的损失而提出，因此主要指来自客观的危险；而现在的解释是“遇到破坏或损失的机会或危险”，且这个概念与人类的决策和行动的后果联系紧密，甚至有可能影响个人和群体事件。从这个意义上说，学界认为风险具有内生性，是人类的决策与行为，各种社会制度，尤其是工业制度、法律制度、技术和应用科学等正常运行的共同结果；风险具有延展性，在影响和后果上可以超越地理边界和社会文化边界的限制，其时间影响是持续的，可以影响到后代。学界同时还认为大部分风险后果严重，但发生的可能性低，所以我们生活的世界仍处于安全状态；但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高枕无忧，而是在风险到来前，通过提高现代性的反思能力来建构应对风险的新机制。

    无论学界怎样定义风险，环境风险已开始弥散性袭击着我们的生活。从空间上来看，环境污染已经从陆地扩展到海洋，从地表延伸到地下，环境污染由过去的“点”发展到如今的“面”和“体”，污染立体化清晰地呈现在眼前，带来社会的恐慌和不安定因素。如今，环境成为外交的重要议题，资源与环境的国际贸易争端与摩擦不断加剧，履行国家环境义务、保障国家资源供给、突破绿色贸易壁垒等新焦点问题，使污染的恶劣影响，波及到国家的形象，“中国环境威胁论”已经出现。

    对目前的环境，我们在宣泄对它安全状态的不信任和无信心之余，要不要进行深刻的反思：在政策的刺激下，经济取得了巨大成绩，而却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环境污染带来的经济损失巨大，能占到GDP的3%之多，可环保投入才占1.5%。污染损失和环保投入相抵，1.5的差额给环境治理提出了严峻的挑战，需要更高效的治理能力。目前一些部门决策者，将环境保护挂在嘴上，光说不练，依然走重经济增长轻环境保护之路。说做两张皮，是环境保护最常见的现象，也反映出环保与经济发展扭曲分裂的不正常发展模式依然盛行。因此，提高环境治理能力，需要转变固有的观念，调整国家与市场、与公民社会的关系，使它们形成合作互补；同时需要国家具备强有力环境执政能力，对市场和公民社会进行全方位的环境监管；坚决杜绝局部地区或部门环境监督失职现象，防止环境监督“失效”。

    大力扶植外部监督体系，健全社会监督机制，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提高环境信息透明度，降低环境NGO(非政府组织)注册的门槛，充分发挥其在环保领域所具有的功能。同时，提高个人的责任感、环境风险意识以及识别能力也是必要的，使公民社会能成为市场过度扩张的有力制约，以增加社会健康发展行为和决策的理性程度。 

                                                      《中华环境》编辑部

                                                           2014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