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有人开始反思我国30多年来的改革是不是太功利主义了，它的基本哲学认为经济发展是社会最大的善，GDP增加是最大的善，衡量一切政策的标准就是是否有利于经济发展与GDP的增长，凡是有利于GDP增长的就是好的，不利于GDP增长的就是不好的，为了GDP的增长，我们可以不考虑其他。

在环境保护问题上不难证实上述论点。30年来，环境保护始终是让位于经济发展，所以才积累了难以填平的欠帐，这已无须赘述。

在本期《环保经济的熵定义》一文里我们看到环境的欠帐还与固守在传统思维里“自然资源是免费的”观念不无关系，因此在《GDP统计应考虑环境成本》一文中提议，要改变统计方式，对于那些不顾环境、片面追求发展的地区，要动用惩罚机制；同时出于天赋有异、发展同权的考虑，对为环境做出牺牲的地方，要给予必要的补偿，以促进地方的发展动力。

功利主义是不考量这些的，它讲的是利害关系，它用目标的正当性来证明手段的正当性，其评价标准是后果主义的，只要目标是对的，就可以不择手段。

200年前由英国人提出的功利主义也是拥护市场经济的，但它是有条件的拥护，只有当市场有利于效率，有利于所谓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时候，它才是拥护；一旦市场不利于效率，想要垄断外部性和信息不对称，就要动用政府干预的权利了。目前的环境污染已经开始影响经济的效率，甚至影响人们的健康和社会安定，政府不得不重新考量经济发展的模式以及环境治理的手段。

就全球而言，“环境经济学”被再次提及以替代传统的经济学理念。要追溯到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会议通过《21世纪议程》后，1994年我国印发了《中国21世纪议程》，指出：改变过去无偿使用环境并将环境成本转嫁给社会的做法，有效利用经济手段和其他面向市场的方法促进可持续发展。

环境与经济是分不开的，有发展就会有污染，顾头不顾尾、顾进不顾出的发展模式早晚要出问题。在新环保法中加大处罚力度，提高违法成本，释放出政府在顶层设计上加大保护环境权重的信号，但这不是全部。解铃还需系铃人，一切保护环境的活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利益或利润；环境退化也是各种不适当经济活动的产物，是经济失衡发展的表现，因此市场经济条件下运用经济手段治理污染，是合理的选择。  

环境问题既然是经济问题，就用经济的办法。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推动资源税改革和环境保护税立法相关工作，推进资源型产品价格改革，建立健全居民用水、用气阶梯价格制度，则让人们看到通过经济手段、以市场之力形成环保长效治污的巨大空间。

在《“市场机制”从论剑到落地》一文里，我们读懂了中国环境问题美国专家杜丹德的观点，政府的经济措施仅仅是解决问题的一只手，属于政府行政力量，真正的经济手段是要建立市场机制，发挥“看不见的手”的效力。比如“排污权交易”，就是设计一个合理环境容量和排污许可的范围，在这个范围内，所有有排污额度的企业可以自由买卖手中的排污权。杜丹德带领的团队在中国推行的“绿色出行”、“农村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与交易”和“绿色供应链”都是可以自由交易的市场机制。通过市场，让利益驱动人们千方百计地寻找解决环境问题的办法，否则就拿不到你想要的利润。市场机制是真正可以卡住经济漫游发展的瓶颈，让环境保护有序地进入同步发展的轨迹。

《中华环境》编辑部

2014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