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气污染的评估很复杂，牵扯其中的各种因素也很不简单，更有公共卫生与经济发展的“需求竞争”掺杂其间，有时候甚至让人们很难做出抉择或取舍。
不能否认，当下的中国已经出现了广泛而严重的空气污染。TSP（总悬浮颗粒物）和PM2.5等专业概念，也成为大众热议和关心的对象。这种在世界历史上罕见的污染，会对健康造成多大危害？科学地回答这个问题，是平衡经济增长和污染、有效配置资源等决策的基础。然而，准确评估空气污染带来的健康损失，却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
欧洲公布的一项研究结果称，长期接触空气中的污染颗粒会增加患癌风险，即使颗粒浓度低于法律上限也是如此。另一项报告称，这些颗粒或其他空气污染物短期内浓度上升还会增加患心脏病的风险。而肺癌与局部地区的空气污染颗粒也有明确的关联。
美国披露的一项研究则表明，全世界每年有超过200万人的死因可能与空气污染中的细颗粒物有关。这种微小的颗粒物可以深入肺里，导致健康问题。这项研究还发现，每年有47万人的死亡与人类制造的臭氧有关。当汽车或工厂排放的污染物聚合在一起并发生反应时，就产生了臭氧。接触臭氧可能会使人因呼吸系统疾病而死亡。
看着国外一个个的研究数据，公众难免会问，国内对污染触发的健康风险的研究对社会影响的程度是不是该有一个系统的研究呢？
3月19日，短时七级大风突袭山西太原。大风卷起的扬沙致使当地沙尘漫天，空气污染严重。CFP/供图
恰好，笔者看到了清华大学教授李宏彬与其他三位中外学者的一份研究报告， 题目是《空气污染对预期寿命的长期影响：基于中国淮河取暖分界线的证据》。研究发现，长期暴露于污染空气中，总悬浮颗粒物每上升100微克/立方米，平均预期寿命将缩短三年。按照北方地区总悬浮颗粒物的水平，中国北方5亿居民因严重的空气污染将平均每人失去5.5年寿命，可见污染的代价巨大。
科学评估污染对健康的影响非常困难，往往受到地区差异、人口迁徙、初始健康水平、收入水平等各种因素的影响。但在调研过程中，他们却巧妙地利用中国独特的淮河取暖分界线，解决了准确估计因果关系的难题。他们发现，中国的空气污染有一个有趣的模式，由南到北，污染水平平滑地变化，但是由于南北方供暖政策不同，在淮河附近有一个巨大的跳跃。冬季大量燃煤供暖使得淮河北岸空气中的总悬浮颗粒物比相邻的南岸跳跃性地高出200微克/立方米，同时期人均预期寿命也在淮河南北两岸表现出突变，北方比南方少五年之多。这一跳跃为研究空气污染与健康的关系提供了一个理想的自然实验。
燃煤产生的空气污染危害从这一典型现象中暴露无遗。这也为公众要求中国政府治理环境的呼声增加了分量。同样，在去年一个主题为“城市大气环境与健康”的学术沙龙上，我国专家也发出警示：北京、上海、天津等大城市的肺癌发病率与空气污染程度有明显的关系，并且呈现快速上升趋势。
细细读过上述研究报告后，笔者觉得，其所包涵的另外一些信息也值得注意：其一，空气污染水平对健康的影响是巨大的，它的威胁在过去确实被低估了；其二，尽管随着经济的日益繁荣人们的寿命延长了，但心脏和呼吸系统却越来越容易受到空气污染的影响；其三，改善世界各地的空气质量，将可延长某些地区的预期寿命；其四，与空气污染相关的科学研究要更有针对性地走在生产活动的前面，反映真实情况，为科学决策提供支撑。
这同时也引出了一个问题：空气污染的代价究竟有多大？或者换个问法：产生空气污染的活动所创造的财富，是否大于它的污染后果所夺走的财富？
当然，空气污染的评估很复杂，牵扯其中的各种因素也很不简单，更有公共卫生与经济发展的“需求竞争”掺杂其间，有时候甚至让人们很难做出抉择或取舍。
回想一下，也就是在五六十年前，有几个人相信，那些看不见也闻不到的气体怎么会影响到我们的肺和心脏，甚或影响婴儿出生时的体重和健康？致命的相关事件通常只是在统计学家回顾历史时才会得到承认；而只有在做统计分析时，那些严重的空气污染事件才会被发现；也只有当空气污染引起了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时，政府才会在社会政策方面做出重大改变。曾记否，1952年出现的伦敦烟雾事件，终使“奇怪的反常天气”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替罪羊的角色。可一开始，政府官员并不愿承认短短一个时期内那么多人突然病亡，只是因为呼吸了肮脏的空气。
空气污染与健康的联系，实际上很晚才真正为人们所认识，并且经历了一番曲折的“斗争”。上世纪70年代初，美国开始实施新的空气洁净法令，当汽车、石油和燃煤企业得知颗粒物与硫酸盐的新排放标准对汽车意味着什么之后，便开始恶言相向，并抛出了自己的专家，宣称被提议的标准在技术上无法实现……
那年头（及至现在）还有许多奇谈怪论，比如：标准的经济学行为系根据对国内生产总值的附加贡献值来考虑污染导致的各种活动——不管是清理费用、住院费用还是葬礼费用。这些活动通常被视为增加了国内生产总值，因此污染是“好的”。那些不愿意改变污染源的既得利益者，还常常引用一句华而不实的话，作为其不负责任或推卸责任的借口：一个肮脏的世界是经济发展的不可避免的代价。
如今，我们对区域性污染和全球污染给健康所带来的影响认识已越来越深入。诚如美国公共卫生专家和环保斗士德拉·戴维斯所言，在公共生活的许多领域大家都承认这样一条原理：我们不能等到建筑物或桥梁快要倒塌时，再来对其加固并检查其安全性；我们也不能等到船快沉没时才需要救生服。我们现在就要做出明智的选择：作为一个社会整体，我们将会冒多大的风险和愿意付出多大的代价来改变那些污染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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