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经济时期，中央政府统筹所有的重要资源，地方政府缺乏自己的独立利益。改革开放之后，随着中央和地方关系的调整、财政体制改革的深入，地方政府的权力空间扩大，主体意识开始觉醒。于是，以行政区划为边界，独立利益开始强化。尤其在GDP标准鼓励下， 一些人误将GDP增长等同于“发展是硬道理”。

发展同样是西方的追求，但有各利益方的参与和博弈，使得地方政府在施政方针上只有有限的权力。而我国一方面环境保护工作中公众参与很有限，一方面地方官员们按既定方针制定自己的发展规划，在规划管理中手握极大的自由裁定权力。在GDP政绩评价下， 地方政府官员在平衡发展和保护中常常忽略了寻找平衡点，致使一些地方政府官员在项目决策中任意降低环境门槛，引入大量高污染、高风险的企业；在环境管理中为污染大户撑起保护伞，干扰当地环保部门的环境执法；环境污染了，而当地官员却因GDP发展数字而纷纷升迁，盲目追求GDP增长的政绩观得到强化。因此我国环保危机见证的不单是市场经济逐利特性对环保的破坏，也是政府权力的扭曲和失灵，甚至在权力寻租或者追求GDP政绩的情况下，有意无意地走向合流，形成了巨大的反环保力量。

目前中央政府提出“新常态”最主要特征是经济保持中低速发展，以有更多的时间和更大的空间调整结构、升级换代，以减轻经济快速增长给环境和资源带来的严重损耗，并因此逐步引导地方官员发展价值观的升级，树立正确的发展思路，利用科学发展观，实现实实在在的优良制度建设，构建社会和谐稳定，国家长治久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