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一开年就延续了此前严重的雾霾天。其实雾霾早在1998年就出现，那时只是找找原因，然后放任自流。因为人们追求有车有房的梦想难以抵挡；因为地方政府冲破了计划经济时期中央政府统筹管理的束缚，在GDP政绩评价下，任意降低环境门槛，在环境管理中不自觉地为污染大户撑起保护伞；因为我们的社会如同正处于十七八岁的少年阶段，身体里充满了对物质的旺盛渴望，却没有能力去承担宣泄后的责任。
2014年的全国两会上，李克强总理在政府报告里发誓“向污染宣战”，但目前环保部门的权限、政策和能力抑制得住人们对汽车的追求吗？控制得了GDP增长的速度吗？挡得住地方财政的迫切需求吗？多年来，环保部门既没有对违法企业查封、扣押等行政强制约束权，也无环境行政强制执行权，更无对违法责任人行政拘留等行政处罚权。这使得环境监管的威慑性和权威性大大降低，根本无法打击和制止企业的违法行为。环保部门权力处处受限，就连行政处罚力度也饱受低额“上限”的封顶之苦，污染企业“守法成本高、违法成本低”早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同时，我国环境保护工作中公众参与也很有限，致使地方官员们毫无阻拦地按既定方针制定自己的发展规划，在规划管理中手握极大的自由裁定权力，在GDP的裹挟下，干扰当地环保部门的环境执法；环境污染了，而当地官员却因GDP发展数字而纷纷升迁，盲目追求GDP增长的政绩观得到强化。因此我国目前环保危机见证的不单是市场经济逐利对环保的破坏，也是政府权力的扭曲和失灵，甚至在权力寻租或者追求GDP政绩的情况下，有意无意地走向合流，形成了巨大的反环保力量。
说到底还是利益问题。利益是动态的，是所属的，是有限的，那么环境利益就是永远的、无限的、公共的。有所属的利益自然是有人维护的，遭遇利益冲突时，公共利益就成为牺牲品，环境就是在这一次次牺牲中被蚕食、被侵害、被污染。一些部门决策者，将环境保护利益挂在嘴上，光说不练，惯性地走着重经济增长轻环境保护之路，说做两张皮。如何发挥角色的公共责任？当责任意识没有成为社会的自觉时，要以制度为本，确立一种良性的责任导向；同时需要增强责任心、培育责任感、提高责任意识；需要共同价值观的塑造，需要制度设计的引导，需要文化建设的熏陶，需要善良的集体无意识的养成，需要长期一贯的努力……
应该说2014年是真正不平凡的一年，不平凡之处是十八届四中全会开启了法治社会建设之门，彻底与诟病多年的人治、官本位、权贵告别。同时中央政府提出“新常态”，强调经济保持中低速发展，用更多的时间和更大的空间调整结构、升级换代，以减轻经济快速增长给环境和资源带来的严重损耗，并因此逐步引导地方官员提升发展价值观，树立正确的发展思路，利用科学发展观，实现实实在在的优良制度建设，构建社会和谐稳定、国家长治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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