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上广深的城市化巨大成就，让超大城市首先饱尝了切肤之痛。近日北京已正式公布将有序推动行政事业单位整体或部分向通州转移，至此，纠结了多年的东移方案真的落地了，其中不乏不得以而为之的意味。
    2015年5月，国土部发文划定城市开发边界最终扩容到全国600个城市，这表明中国抢在“开发边界”发源地美国之前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举国普及”城市开发边界的国家。当然，这绝非为了满足拔头筹的之快。三十多年的发展，“很多事来不及思考，就这样自然发生了”。我们忙于应对城市化的速率，而相应出现的城市环境污染、资源匮乏、交通拥堵，以及农民工对城市的逆反、失地农民返贫、留守儿童问题；还有价值观的迷失、道德水平的下降、不当追求财富心理的普及令我们始料不及。
    经济学家研究说，这些并不是城市化的错。比如蜗居、贫民窟问题，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为外来人口低成本进入城市提供了第一块跳板。来自五湖四海、怀揣梦想的人们流聚集城市，相互交流、碰撞，更容易产生头脑风暴，激荡出好的、新的主意，激活城市的发展活力，满足了外来人的物质积累的欲望和需求。
    但同时，有学者批评城市化发展存在“对中国国情缺乏冷静而科学的认识，对城市化美景的迫切期待和憧憬，加上利益集团的引诱和胁迫，更有游走于官、商、学三界权威的‘游说’与‘造势’，一浪又一浪的所谓‘大手笔、超常规、大跨越’和圈地造城、GDP比赛、建国际化大都市、有水快流、先污染后治理甚至先破坏后恢复，带来的危害和损失是严重而巨大的。” 致使城市化发展存在着效率低、水平不高、发展不均衡。加上公共政策资源向大城市倾斜，造成大城市、中心城市的人口、工厂、建筑物高度密集，给城市化未来的发展增加了难题。同时由于对城市化发展认知的偏差，城乡二元经济矛盾日益突出，城乡、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严重不平衡，资源、环境、人口高成本发展形势严峻，体制、机制矛盾制约严重，都给中国的城市化道路带来重大阻力和困难。
    就目前来讲，更深层次的问题是，在城市化发展迫切需要下，社会主流价值观被城市欲望所裹挟，迷失了方向、淡化了意识、木然了追求，欲望、速度、数量成为社会主流，并相互叠加，使得城市化在“虚高”中不断膨胀，冲破了道德的底线。
    如果富足的物质生活都以牺牲美好的精神追求为代价，我们的城市化还有什么风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