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斯坦福大学历史学教授伊恩·莫里斯是一位训练有素的考古学家，他以其特有的全新角度解释西方文明的兴起，采用定量的方法衡量不同社会的长期表现，为比较不同时代和地点的社会，他还构筑了一套社会发展指数，并对上个冰川世纪结束以来1.5万年的东西方国家进行全方位扫描，时间跨度之大令人震撼。
    从方法上看，莫里斯的灵感其实源于联合国的人文发展指数（HDI）。莫里斯认为可以从四个维度衡量社会发展和文明程度，即人均能源捕获量、社会组织能力、信息技术和作战能力，同时需要结合考古的、历史的和现有的数据进行定量分析。莫里斯还特别强调社会发展的意义，认为社会发展是一个社会综合运用物质条件和智力水平将“事情办妥的能力”。
    本世纪中国经济总量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但中国的人均指标与发达世界相比仍相距甚远；更重要的是，中国的“软实力”仍有待提升。
    过去30多年，中国的成就尽管举世瞩目，但那种竭泽而渔和杀鸡取卵式的发展模式是值得检讨和反思的。指望这样的发展模式孵化出未来中华文明的形态恐怕也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尽管短期内物质财富可以提高，人均生活水平可以改善，但文明的“生产”却未必能够与此同步。中国有“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之说，但现实表明，仓廪实人们未必知礼节，衣食足也未必知荣辱，否则我们便无法解释当今中国社会出现的种种不文明现象。文明其实是一个国家和社会持续发展的高度结晶和浓缩物，既有无形的如文化领域的内容，也包括有形的如物质方面的积累。尽管物质财富的积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推动文明的传播，但就当今世界而言，文明要具影响力和渗透力，还要能传播，必须被最广泛意义上的民众乐于接受。中国遭到“文革”重创后，在物质财富逐渐增加的同时，打造出具有竞争力的文明新形态是当务之急，因为谁也说不清，精神层面改善和物质财富方面的积累的不同步后果是什么？会不会损害物质财富的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