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我国经济总量突破10万亿美元，成为全球“10万亿美元俱乐部”仅有的两个成员之一。与此同时，我们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资源环境压力，经济发展绿色转型成为必然。
　　我国金融体系怎样念好“绿化经”？就相关问题，本刊记者专访了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首席经济学家马骏博士。
　　
改变资源配置的激励机制
    中华环境：为什么要绿化我国金融体系？
    马骏：伴随着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而来的是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  
　　国内外的许多研究已经详细评估了我国环境污染问题的严重性，我们的研究表明，我国严重的环境污染在很大程度上与高污染的产业结构、能源结构和交通结构有关。
　　比如，我国工业总产值占GDP的比重约为40%，而重工业产值占GDP 的比重高达30%，这个比重是全球大国中最高的。不幸的是，重工业的单位产出能耗和由此带来的空气污染是服务业的9 倍。我国煤炭占总能源消耗的比重高达67%，而给定同样的当量，燃煤所导致的空气污染为天然气的10 倍。我国城市居民出行方式中地铁占比只有7%，公路出行占比为93%，而研究表明私家车出行所导致的空气污染为地铁的10 倍以上。
　　要实质性地改善我国的环境，不仅仅要依靠更强有力的末端治理措施，还必须采用一系列财税、金融等手段改变资源配置的激励机制，让经济结构、能源结构、交通结构变得更为清洁和绿色。
    中华环境：金融手段将怎样实现这种改变？
    马骏：在资源配置中，资金（即金融资源）配置的激励机制将发挥其关键的作用。只要资金从污染性行业逐步退出，更多地投向绿色、环保的行业，其他资源（包括土地、劳力）将随之优化配置。

绿色金融体系构建从哪着手
    中华环境：一个有效的绿色金融体系应该具备哪些特点？
    马骏：我们对微观经济学理论和相关实证经验的研究表明，一个有效的绿色金融体系应该具备以下三方面特点。
　　第一，提高绿色项目的投资回报率，降低污染性项目的投资回报率。
　　传统的微观经济学假设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在给定产出价格和投入成本的基础上，企业通过追求利润最大化来确定最优的产出数量。但现实问题是，一些产出品和投入品的市场价格并未充分反映生产和消费这些产品所带来的外部性，因此企业根据利润最大化目标所决定的产出数量与社会福利最大化并不完全一致。
　　将外部性内生化，以达到降低污染产品产出、提高清洁产品产出的目的，主要可以通过如下几类政策手段：第一类政策是提高清洁产品的定价，提高清洁产品的投资回报率；或者减少对污染产品的价格补贴，降低其投资回报率。第二类政策是降低清洁产品的税费和其他成本（如降低融资成本，提高融资的便利性），从而提高清洁产品的投资回报率；提高污染产品的税费和其他成本，从而降低其投资回报率。
　　第二，强化企业社会责任意识，促进绿色投资。
　　与前两类政策相比，强化企业的社会责任是一个成本较低，但效果较好的环境政策选择。企业目标函数中可以包括社会责任，这已经在一些发达国家的大型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的公开信息披露中体现。
　　强化企业社会责任的方法包括强制性要求企业和金融机构披露所投资项目的环境影响，建立追究投资者环境法律责任的体系，建立绿色投资者网络，加强绿色投资者教育等。如果企业能够更多地承担社会责任，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替代财政补贴来改变企业行为并达到推动绿色投资的效果。
　　第三，强化消费者的绿色环保和消费意识。
　　虽然提高企业社会责任权重可以成为改变企业行为的手段，但事实上市场价格是由企业和消费者通过市场均衡机制来共同决定的。因此，我们也需要从消费者角度，通过改变消费者偏好来影响市场价格，从而减少外部性。
　　对发达国家的许多消费者来说，产品的价格和效用已经并非购买决策的唯一因素。这些消费者开始追求道德感和责任感，需要了解产品的生产方式、生产地点，哪个工厂生产，以及这个工厂是否有污染环境、使用童工、盗用知识产权等问题。如果存在这些问题，即使产品比较便宜，这些消费者也不会购买，而社会责任网络、要求企业披露污染信息的社会压力、非政府组织（NGO）的努力等都使得消费者履行和体现社会责任成为可能。如果消费者有了社会责任，那么由于对清洁产品的需求增加，市场均衡条件下清洁产品的价格将上升，其效果相当于政府对清洁产品提供价格补贴。

撬动社会资本流向绿色投资
    中华环境：绿色转型所需的投入不可小觑，根据《绿化中国的金融系统综述报告》，2015年到2020年，中国绿色发展的相应投资需求大约为17.4万亿元人民币，大大超出了财政的负担程度，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马骏：我们预计在未来五年中，年均绿色投资需要达到至少2亿元，而在全部绿色投资中，由于政府财力所限，政府出资占比只能是10%~15%，其中10%~15%需要民间出资。
　　在目前价格体系无法充分反映污染项目负外部性和绿色项目正外部性的情况下，抑制对污染性行业的过度投资，吸引足够的社会资金配置到绿色产业，用有限的政府资金撬动几倍、十几倍的社会资金发展绿色经济，是建设“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一个关键环节，也是我国经济结构转型面临的一大挑战。
　　为应对这个挑战，我国亟需建立一个“绿色金融”体系，用以引导社会资金投向绿色行业和项目。一个有效的绿色金融体系，可以提高绿色项目的回报率、降低预期风险，使得原先不愿投资的民营资本变得愿意投资。

顶层设计建议
    中华环境：中国绿色金融体系构建应采取哪些措施或进行哪些制度设计？
    马骏：为了引导社会资金投向与社会福利最大化相一致的绿色项目，可采用三种类型的政策和机制设计：一是提高（降低）绿色（污染）项目的产出价格；二是降低（提高）绿色项目的投资成本（收益）；三是提升企业和消费者的社会责任。
　　我们提出的十几条措施建议和制度设计(下表)在上述理论框架下推动绿色投资、抑制污染性投资的机理。

监管机构要奏好“协作曲”
    中华环境：有无比较成熟的模式、案例可借鉴？
    马骏：绿色金融发端于西方发达国家。发达国家普遍较早面临化石能源消耗和工业化带来的环境问题，过去几十年中金融类政策、体制建设和产品创新方面积累的推动绿色投资的许多经验，均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借鉴。
　　国际上推动绿色金融的部分典型做法包括赤道原则、绿色信贷和证券化、绿色实业基金、绿色证券基金、绿色债券、绿色银行、绿色保险、碳金融体系的设立、明确金融机构的环境法律责任、要求机构投资者在其决策过程中考虑环境因素、在信用评级中引入环境因素、要求上市公司和发行债券的企业符合绿色社会责任规范、构建绿色机构投资者网络等，不一而足。
　　但任何模式、案例，都要结合本地实际加以运用，不能生搬硬套，否则会“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
    中华环境：绿化我国的金融体系，监管机构应做哪些工作？
    马骏：绿化我国的金融监管体系，涉及一行三会、财税、发改、工信、环保等部门所辖的政策和监管职能，需要做大量的协调工作。
　　比如，要降低绿色债券的成本和提高资金的可获得性的方法可以包括对机构投资者免税、降低银行用绿色债券资金支持贷款的风险权重、简化发行审批程序等。这就要求财政、税务、人行、银监、证监等机构的协调与配合。
　　再如，要使资本市场充分获得被投资企业的环境信息，必须建立在环保部门与金融监管部门的共同指导下，制定上市公司和发债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的具体办法和规范以及对违规者的惩罚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