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年底的巴黎会议，让气候变化再次成为全球政治经济的焦点。虽然从1995年第一次全球气候大会开始，每年召开一次，但世人看到的是大会规格逐年升级，国与国之间的争吵越来越激烈，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搏弈更充满火药味，利益之夺愈发露骨。对普通人来说，这20年间的气候大会，“气候变化”这一名词是逐渐熟悉了，但却很难将其与具体生活联系起来。至于喜玛拉雅山积雪融化、海平面升高、厄尔尼诺、拉尼娜现象频繁出现、岛屿国家面临可能的消亡等等难题，似乎更是我们个人力所不能及的。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气候变化于我们有什么关系？当我们在谈论气候变化的时候，我们在谈论什么？

    气候变化从科学预判，迅速上升为国际政治问题，与其说是科学家的呼吁，不如说是全球气候变化现实的作用：1988年苏联、美国、中国、印度和非洲等国家和地区均遭受了罕见的旱灾；巴西、孟加拉国遭受了洪水灾害；加勒比海地区、新西兰和菲律宾分别经受了飓风、龙卷风和台风的袭击，人们真切看“气候变化的未来不是梦”了。然而相对一般的环境问题，气候变化的特殊性远远超出了环境治理范畴，传统化石能源生产和消费排放的二氧化碳，以及农牧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甲烷气体都是气候变暖的“贡献者”。因此气候变化涉及到能源利用、农业生产、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等经济和社会发展领域，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就意味着重组和变革能源结构和能源体系，这无疑要动经济利益和未来发展的奶酪。从各国经济增长的现实情形看,二氧化碳的排放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正相关的关系,捆绑着国家发展的根本，所以要实现二氧化碳的减排，对任何国家来说都是伤筋动骨的大事，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基础薄弱、人口众多,其压力更是难以承重。

那么气候变化到底是什么问题？经济问题、社会问题、还是人类发展问题？

    全球气候变化被政治化，是因为气候变化治理始终纠结于危机和压力、减排和发展、期待和行动、现实和未来、坚持和妥协种种之间，说到底，是追求掌握更多的财富还是坚守人类共同的道德高地。其选择的背后还是要不要维护发展公平，要不要平衡奢侈消费和生存权利，要不要预留代际发展空间的老问题。

    此次巴黎大会，在没有硝烟的战争中，各国站到了人类共同道德制高点，审视攸关人类未来命运的气候议题，没有哪个国家敢于在公开场合再与减排、温控唱反调，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甚至弱小的贫穷国家，在“升温不超过2℃”问题上握手言和。这份被誉为没有输家的、“均衡的”协定来之不易，是国际社会多年来的坚持，是各国求同存异的让步；最终取得决定性作用的“自主制定减排方案”，厘清了如何实现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以及贫困国家应尽的有区别责任，最大限度地保证了本国达到减缓与适应之间的平衡、社会经济发展与减少排放量之间的平衡、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平衡，也可以说，在减排的同时兼顾了全球范围内发展的公平，给了发展中国家空间，解决了减排的后顾之忧。

    虽然此次达成的协议离科学家的期待还很远，但其意义是终止了漫长的政治博弈，放下了争吵，开始了行动。对我们自己来说，现在需要关上门，研究如何将气候行动与我国政治开展的绿色化发展、经济升级换代、大众创新、环境保护有机结合起来，如何让减排行动成为普通百姓日常生活必做动作。这一切需要全社会从了解气候变化与我们现实生活的关系、明明白白知晓气候变化是什么、气候变化有多糟、减排有多重要开始。

    要看到气候变化治理真正落地，还有很长的路，但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滴水成河终能载舟。当社会每个人见微知著，善小而为，气候升温控制在2℃，甚至1.5℃，才有可能成为现实。

《中华环境》编辑部

2016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