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仕桥认为自己处于一个需要更多沟通的行业。

    得知中华环保联合会组织NGO代表和媒体前往参观，他拖着行李，第一时间赶赴公司垃圾焚烧项目厂区，要给调研团们讲讲垃圾焚烧故事。

    “这是一个需要正确看待的行业，希望大家不要将其妖魔化。”作为光大国际有限公司的总裁特助，在不同场合，有相当一部分时间，他做着解释及知识普及工作。他仔细筹备到极致，连交流用PPT的项目数据都是前一天刚刚采集上报的。

    “我们也是垃圾清洁工，只不过我们自动化水平更高一些，街上的环卫工人拿着扫帚在前端，我们在终端用机器清理。”

工作人员操作垃圾吊向给料斗运送垃圾，一个垃圾吊一次能吊起8吨垃圾。
 

无处安放的垃圾

    终端清理并不容易，一组城市生活垃圾数据，让人触目惊心。据新华社报道，当前，城市生活垃圾累积堆存量已达80 亿吨，占地80 多万亩，且垃圾产生量仍以5%~8% 的速度增长，占地量以平均每年4.8% 的速度持续增长。预计到2020 年，城市垃圾产量将达约3.23亿吨。全国668 个城市中，有2/3的城市处于垃圾包围之中，其中1/4 垃圾填埋堆放场地形势严峻。严峻到什么程度？ 2012 年，时任广州市长陈建华谈及城市垃圾问题，分析说：“广州一天的垃圾2万吨，一车装5 吨，如果一天不填埋、不焚烧、不处理，可以排到惠州，两天不处理可以直达香港，三天排到哪里不知道，没有地方去了。”

    广州的情况只是中国大多数城市面临的垃圾处理形势的一个缩影。城市化迅速推进，经济总量和社会财富在城市集聚，但配套设施滞后的弊病愈发凸显，垃圾围城问题，尤为突出。

    我们并不是束手无策，陈建华所提的填埋、焚烧，就是主要的垃圾处理方式。其中，垃圾焚烧发电因项目用地少、处理速度快、减容效果好等优势，被认为发展空间更广阔。

    2012年，国务院发布的 《“十二五”全国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规划》明确提出，东部地区、经济发达地区和土地资源短缺、人口基数大的城市，要减少原生生活垃圾填埋量，优先采用焚烧处理技术，并投资2636亿元用于全国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

    这一时期，垃圾焚烧行业迎来了爆发式发展。

    杨仕桥所在的光大国际正是瞅准了政策利好和市场需求，在全国投资建设了一批具有国际水准的垃圾焚烧发电项目。

炉渣制砖。



中控室。
 

抵触与对话

    然而，由于普通人对于垃圾焚烧技术的不了解，一些人对于垃圾焚烧项目建设的排放问题始终心存忧虑，部分垃圾焚烧项目甚至因此而搁浅。

    “建垃圾发电厂能够解决垃圾问题，是好事。不过能不能不建在自家门口？”这是大多数项目厂区居民共同的想法。

    杨仕桥认为，回避与掩盖不是解决办法，破解“邻避效应”也没有捷径可走。只有做到信息更加透明，及时回应民众质疑，落实他们的知情权、表达权、监督权，“邻避困境”这一世界性难题才有望得到破解，光大国际从规划建设伊始就打开了交流的大门。

    光大南京项目在项目建成前，一直都没有围墙，允许周围居民随时监督建设情况，重大运营事项提前告知周围居民并征求意见的做法，缓解了居民的担心。光大国际还邀请居民、企事业单位人员、学生等参观实际运营垃圾焚烧电厂，消除大家的顾虑。

    “技术是无罪的，目前垃圾焚烧发电的技术是成熟的。”杨仕桥熟练的介绍，光大国际采用“一进四出”的处理方式，实现了垃圾无害化、减量化、资源化处理。他表示，公司已掌握处于国内领先水平的核心治理技术和设备制造能力，是国内屈指可数的核心设备自主研发、生产垃圾焚烧炉的企业。经过发电厂内部各项工艺处理，发电后产生的烟气得以净化，其各项污染物的含量均可达到被称为我国“史上最严”环保标准——《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GB18485-2014）排放要求，其中市民谈之色变的致癌物——二噁英类排放限值为国际上最严格的0.1纳克TEQ/立方米，实际运行低于该数据。原有废水（垃圾渗滤液）得到100%处理，成为循环利用的“达标水”，实现零废弃。产生的废渣作为一般废弃物，被制成用于铺设人行道的砖，剩下无法循环利用的飞灰则经过固化封存后进行无害化填埋。

    对于公众尤其关注的二噁英、臭气、飞灰问题，调研中，光大国际南京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总经理助理徐学祥介绍，二噁英并不是单一物质，是多种物质混合，不耐高温，只要在850℃以上的高温停留2秒以上，就会被破坏分解。焚烧炉所需要的燃烧空气从垃圾池抽取，这使得垃圾池处于负压状态，也就是说池内的压力比外界大气压低，确保了臭气不外溢。而飞灰则加螯合剂处理，在化学工业和工业生产过程中，加入螯合剂能使金属离子生成性质完全不同的螯合物，是降低和控制金属离子浓度的主要方法。 “如果飞灰是小老鼠的话，加入螯合剂，等于给它腿上绑上了铅球，拽住它。”徐学祥表示，因为参观人群中有很多小学生，他就用如此更容易理解的方式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