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孩子们在山里认得各种动植物，懂得与他们和睦相处，看得出风霜雨雪的变幻的征兆，也是学习……我始终不能相信从书本上能学来一个光明的世界、幸福的世界……我觉得光明就在河流旁的岩画上，在那一棵连着一棵的树木上，在花朵的露珠上，在希楞柱尖顶的星光上，在驯鹿的犄角上。”这是《额尔古纳河右岸》里主人翁“我”与鄂温克族最后的酋长瓦罗加关于鄂温克的孩子该不该上学的一段对话。
    “我郁闷了就去风中站一刻，他会吹散我心底的愁云；我心烦了，就到河畔去听听流水的声音，他们会立刻给我带来安宁的心境……我的医生就是清风流水、日月星辰。”当挂着听诊器的医生给“我”检查身体时，“我”产生了怀疑，认为“我”的病只有风、流水和月光才能听出。
    除了上学、就医，小说在很多地方都描述了鄂温克人与现代化的冲突，比较典型的是关于定居。鄂温克人是游猎民族，他们习惯了盖着兽皮望着星空而眠，习惯了穿梭山林追寻猎物的自由，受不了现代房屋的束缚。所以，刚下山定居的猎民晚上都睡不着觉，半夜在街上游荡，两年后跟着驯鹿又重回山林。然而当大量的伐木工和机械进入山林的时候，他们却又不得不面临着宁静世界被破坏和生态链被损害而带来的艰难生存，又不得不放下猎枪，心不甘情不愿地走向现代，与祖祖辈辈那种自然的生产生活方式告别。
    令人怀疑的是，难道文明真的有新旧之别？所有的花草树木都必须修剪得整齐划一？当然不是，这种回答来自对当下的反思。回过头来，再看看现在：现代化越发展，人们却越来越陷入了现代性迷思；我们知道的越来越多，对知识的把控能力越来越强，但发现内心越来越不知为何敬畏，寻找到的光明和幸福感也似乎越来越少。而在茫茫林海生存的鄂温克族那种随季节变幻而自由的迁移，与驯鹿相依为命的温情，与瘟疫搏斗的艰难，神舞之后萨满的哀歌，以及万物有灵的图腾崇拜等，都昭示着什么是对生命的尊重，什么是对自然的敬畏，什么是对信仰的坚持……其中又交织着对生的渴望和对死的关怀，深深感染着每一个焦虑的、孤独的、麻木的现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