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现代化理论是当代生态资本主义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流派，首创者是柏林自由大学政治学系教授、柏林自由大学环境政策研究中心（FFU）主任马丁·耶内克（Martin Jenicke）。耶内克与同样就职于该中心的克劳斯·雅各布（Klaus Jabob）共同主编的《全球视野下的环境管治：生态与政治现代化的新方法》， 是纪念该中心成立20 周年所编辑的一本论文集。虽然耶内克在与北京大学郇庆治教授的对话中曾说明此书并不是来自一个具有统一理论框架的研究课题的最终成果，只是研究中心成员相关研究成果的汇集，但是读者仍能从此书中了解到生态现代化理论的核心主张与理念， 以及研究中心20 年来的主要研究领域。
    全书共五部分：
    第一部分“生态现代化与先驱国家的作用”。生态现代化是生态与现代化的联结，意图通过存在于发达市场经济中的现代化驱动力，以实现环境技术革新并向环境友好型经济发展。现代化和革新竞争的市场逻辑以及全球性环境需要的市场潜力、明智的环境管治、全球环境治理的日益复杂化给污染企业增加的压力是促动生态现代化发展的三大因素。但是，经济增长本身与生态现代化进程中的“失利者”都会抵消环境领域的渐进改善和提高。所以，环境管治必须有结构性方案，而这些方案往往是由一些先驱国家提出的。一般认为，全球化会削弱主权国家在公共问题上的影响力。但是，本书通过实际研究得出结论， 主权国家在环境管治和环境政策上仍起主导作用。特别是一些经济高度发达、政治体系开放、政策融合与协调能力强、研发投入水平高且有对话与共识的社会文化的先驱国家在其中扮演了领导者的作用。这些国家凭借较强的环境政策制定能力及环境政策方案往往为其他国家所借鉴。
    第二部分“环境政策革新的扩散”。先驱国家的环境政策革新，如战略性环境规划、生态标签、能源税、自由获取环境信息权等得到了世界性的横向扩散并导致不同国家间自发的政策趋同，甚至得到了垂直扩散使之上升到超国家层面的规范。究其影响因素有三：其一， 全球化使各国紧紧联系在一起，这为环境政策革新的扩散提供了渠道，有时甚至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其二，输入国自身的特点会影响到先驱国家创造的环境管治新规划、新观念、新实践能否与如何为输入国所学习、复制、模仿的程度； 其三，政策革新自身的内容及其与现行规制风格的兼容性也会影响新环境政策在输入国扩散的效果。
    第三部分“环境管治的里约模式”。当今时代气候变化、物种消失、城市扩张、土地污染等环境难题往往源自传统环境政策领域之外，是在社会正常运转的副产品。传统的政府管理难以驾驭它们，所以需要新的政策工具与更大范围行为体参与，即实现由“政府管理”（government）向“管治”（governance）转变。1992年6月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在里约热内卢签署的应对环境和发展问题的《21世纪议程》提出了以战略路径、整合、参与、合作、监督为主要特点的综合管治模型。在实践中产生了四种环境管治的模型：目标指向型管治、整合型管治、合作型管治、参与型管治。这些环境管治新路径旨在提高环境政策的效力，同时减轻国家管治的负担。但“去规制化”“去国家化”并不意味着国家可以缺位。无论是怎样的管制体系，国家职能及其相应的行政管理部门能力的发挥至关重要。一方面，若把政府视为一个由各个部门共同构成的整体，那么政府在由领导、计划、实施、监督、协调、参与所构成的战略性管理圈的各个环节中都能发挥其作用。另一方面，环境管治作为一个综合的领域需要政府的不同部门共同参与其中。但为避免“政出多门”“九龙治水”，许多国家实现了环境政策的一体化。环境政策一体化可以横向地由一个中央机构负责在所有的政策部门中推广一种一体化的战略并协调各个政策领域，也可以纵向地由各个部门在自我制定环境政策的同时接受来自中央机构的规制与监督。
    第四部分“能源政策的绿色整合”。能源政策的比较分析始终是柏林自由大学环境政策研究中心长期坚持的一个研究主题。本部分关注了减排政策、生态税改革与德国的核能政策。工业国家自愿制定的单边性减排目标几乎没有一个得到真正实现。起初由科学界的专业人士制定的国家目标若要转化为具体的政策工具，就需要更多人的介入与认同，但经过博弈后在更大社会共识基础上形成的新目标与起初相比已经相去甚远。生态税改革将外部成本内部化，实现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双重获利”。而不同国家在实施生态税改革的过程中都制定了不同的“政策一揽子计划”。德国“红绿联盟”政府逐步退出核能使用的政策是德国在核能政策上的根本转向。但作者认为，由于核电企业在经济与政治上的强势地位，政府与核电企业最终签订的协议没能促成核电站实质性的加速关闭，却从政治上保证了核电站的运行不再受到干扰。
    第五部分“国际环境管治”。本部分将视野转向国际组织等非国家行为体。各国际环境条约秘书处凭借自身的专业水准以及处理各相关国特别是大国关系的外交技巧，使得自身获得了官僚化权威，这是其有效发挥作用并推动条约实施与发展的前提。越来越多的非政府组织参与到全球环境管治之中，它们制定的规则与标准正日益获得了超越国际体系的权威。而根据南部非洲国际河流管理的研究表明，包括国际水资源管治体制在内的区域性跨国环境管治的成败，受到问题本身、制度设计、国家能力、国际背景多方面因素的共同影响。
    总之，本书以比较研究的方式展现出了标题中的两个核心概念：生态现代化与政治现代化。生态现代化理论的基本观点是超越传统的末端治理解决方案，寻求通过政策与技术的革新从源头上预防环境污染，以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结合。而实现生态现代化需要政治现代化的新方法。本书提供的新方法即是由基于“命令——服从”单向关系的管理转向基于多元主体间互动关系的管治或治理。但是，由管理向管治的转变并不意味着政府在环境问题上可以缺位。无论是环境政策的革新，还是环境管治的各个环节，政府在其中所发挥的协调作用都不可或缺。可以说，生态现代化理论对于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作者系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世界社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