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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领新兴未来:从自我系统到生态系统经济学》述评

时间:2018-12-19 11:21来源: 未知作者:李雪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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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劳斯·奥托·施瓦默(Clause Otto Scharmer)是麻省理工学院的高级讲师,主持了麻省理工学院IDEAS项目,旨在帮助包括企业、政府、公民社会等利益相关者在整个系统中实现跨部门创新。他在2015年创办了麻省理工U实验室,其开展的大型网络课堂平台吸引了来自185个国家45000名用户参与“变革”。其主要作品有《变革方法理论》《U型理论》以及《引领新兴未来:从自我系统到生态系统经济学》。
    《引领新兴未来:从自我系统到生态系统经济学》一书是作者的最新成果,该书提出的新口号是“回到生态系统经济学”。作为对“旧经济学”的替代,它的实质是为了一切生命的幸福和繁荣的新型经济体系。施瓦默认为资本主义旧有的经济学仅仅限制在商品物物交换的数字化计算领域,存在诸多弊端。首先,过于抽象的数字化规约改变了人类传统的世俗生活,打破了传统共同体各个部分之间及内部的微妙联系。其次,在旧有经济学的主导下,人们企图通过经济数字增长实现人类福利提高或者实现人生幸福的目标被打破。另外,施瓦默指出,原有资本主义主导下经济的高速发展所依靠的是无节制榨取自然资源、生态殖民主义及生产成本外部化,这导致了一些国家生态环境的恶化,加重了当地居民生活的困境。施瓦默指出,“新经济学”的创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有效地解决当代社会、环境和文化所面临的困境。之前对资本主义的变革活动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所提出的倡议之间缺乏系统性联系,而“新经济学”恰好就是连接那些看似分离片段的枢纽。他从自然、劳动、土地、技术、管理、消费、治理等七个方面介绍了“新经济学”,以期更好地发现社会生态转型的关卡。
    从自然方面,“新经济学”主张将以往被视为商品的资源纳入到整个生态系统中去,将所有元素连接起来思考,以期在经济无限增长与有限自然资源之间寻找到更好的平衡点。他认为,目前的挑战不仅仅是对资源利用的缩减,更要重塑生态系统,要对自然价值观进行重新界定。自然应该有其内在的自为价值,而不是作为人类商品而存在的货币价值。因此,就要在生产流程内部启动循环经济,着力开展循环农业、工业、建筑业等。在生产的流程外部,要着力恢复生态系统。
在劳动层面,“新经济学”主张要求人们重新思考工作理念,使劳动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劳动关系中解放出来,由赚钱手段转化成激发人类创造力的活动。因此,一方面国家要在宏观层面提高整体的社会福利,让人们有时间和精力来将注意力从繁琐的劳动中解放出来,投入到个人的创造中去。另一方面,要激发个人的学习潜能和愿望,以提高个人素养,为以后家庭福利及自我实现打牢基础。
    在资本层面,“新经济学”要求要将以前对劳动者的榨取模式、商界的寻租行为转变成科学的、有计划的经济行为。对此国家的中央政府要改变财政政策重新规划资金流向,将财政支持合理地转向具有真正需求的实体经济、可再生能源及共享空间。他认为,正是全球或地方在社会生产关系、社会权利关系上的不平等导致了全球或地方的地域性殖民掠夺,这种殖民掠夺不仅包括经济的、生态的,更包括心理和文化上的。因此“新经济学”框架要求重新规定资本及资金控制的走向,将资金转移到真正有需求的倡议和项目上。转型做法是通过税制改革,使资本流向合理去处。
    在技术层面,要促使大多数人成为世界和系统的创造者,而不是被动接受者。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大多数全球研发资源都集中在金字塔顶层20%的人的产品创意中,那些在金字塔底部的人基本没有资源接触到创新。这点可以通过多种方法来解决,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上文提到了通过学习激发创意潜能,提高创新素养。
    在领导力层面,除了提高领导个人的能力外,更重要的是构建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的沟通渠道。施瓦默认为领导的个人能力主要是指能够在系统层面上共同感知和塑造未来,而不仅仅是在多个层面塑造个人超我的集中霸权。因此,要构建协同感知基础,从关注边缘来修正系统;同时要构建支持自我向生态转变的大规模能力建设机制。
    在消费层面,要从对GDP的追求转移到对福利的追求。施瓦默区分了经济增长与人类福利提升和人类幸福获得的关系,他认为国内生产总值的提升并不能提高公民的福利,更多产出、更多消费、更多忙碌并不能转化为幸福感。国民幸福总值(GNH)和真正的进步指数(GPI)之间存在很大差异,要采用新的幸福衡量标准、新的经济指标,真正关系人类幸福及生态可持续。
    在治理层面,施瓦默认为社会生态转型中最为重要的是体现社会的公正性,在“新经济学”中,公正性体现在社会重大决策中,要注意将社会中“被遗忘的那部分人”纳入到整个社会利益分配环节中来。因此,要从基于共享的集体意识出发,从整体的利益角度行动。在此,他提出要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所有权来保护未来几代人的利益,同时也要用公有制所有权来构建好人与非人类存在物的关系。

简评
    从“绿色资本主义”和“社会生态转型”视角分析对于全球“绿色左翼”的最主要的启示是,既要正确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泛生态和缺乏社会公正的本质,又要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发现社会生态变革的机遇。对于前者,施瓦默认为当前的资本主义或市场社会,是建立在商品假象基础上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自然、劳动和货币是为了市场和消费生产的,他们只能被成为商品。一旦这些实体的存在物被符号化和被等量通约,就会造成经济惊人的增长、环境破坏、周期性的货币崩溃和不同时空的贫困等一系列负外部性。而对于后者,施瓦默在学界多次对资本主义进行转型失败后指出,当下的诸多失败正好暴露出了以往转型中的不足以及可以实现的未来转型方向。他指出,以往社会运动对资本主义变革失败主要是因为诸多行动之间缺乏一个整体的联系性。而施瓦默的“新经济学”是伴随着其与实验室同事一起成立的致力于帮助全球新兴运动的互动直播平台而提出的。在这一创新倡议平台下,一些鼓舞人心的故事或生活范例以及大量转变社会心态及推动社会生态转型的文章或广播会被定期播出,在将重构社会生态系统的种子内化到人们的内在意识及外在行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不可否认,尽管施瓦默的“新经济学”框架相比于以往生态资本主义内部变革的举措更加注重公正、公有制等因素,比如在其社会生态转型的资本、技术创新及领导方案方面的未来政策框架制定中都更加将关注点放在底层或者“边缘”人口上,在治理层面甚至提出要利用公有制所有权来重新构建人与非人类世界的关系。但是,无论是从作者整体的话语体系还是其“新经济学”的存在框架来看,施瓦默从头至尾没有真正地想要走向生态社会主义道路。他对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矛盾的分析并没有超越以往法兰克福学派及建设性后现代学派对资本主义商品虚假经济的分析,他对资本主义内在矛盾有意或无意的淡化描写,也在一定程度上是为生态资本主义合理性寻找方案。而其社会生态向中偏向生态中心主义的自然层面转向,更是走向了绿色变革的深绿路线。以上在资本主义变革路线上的矛盾和内外不一致会导致其所追求的“社会生态转型”要么难以成为真正的绿色变革,要么会在转型目标和动力机制之间存在严重的脱钩。归根到底,是与不同国家的内部现实状况有关。可以发现,社会生态转型在全球层面不同国家的拓展,是件漫长又复杂的事情。
    (作者系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生态马克思主义、环境政治)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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