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与人类相关的自然生态系统的哲学一般称之为环境哲学。”
    中华环境：面对当前突出的环境问题，环境哲学领域的研究越来越热，也越来越受到重视，但很多人对“环境哲学”这个概念并不是很清楚，请您解释下。
    周国文：环境哲学其实并不是一个陌生的概念，只是在哲学谱系当中显得更为年轻一些。环境哲学隶属于哲学，是以环境为主要聚焦对象进行研究的一种哲学。
    中华环境：可否理解为“环境哲学”就是“生态哲学”？
    周国文：环境哲学在今天也被理解为生态哲学，也有一些学者以生态哲学指称环境哲学，但是环境哲学相对于生态哲学的历史更为久远。从西方哲学发展历史来看，环境哲学在19世纪中叶已经出现，而生态哲学是在20世纪初随着生态学这个自然科学的兴起而出现，是对环境哲学的另一种解读方向。所以，从以环境为聚焦的哲学研究范畴来看，研究与人类相关的自然生态系统的哲学一般称之为环境哲学，它更多地强调在人类生存生活生产活动中聚焦人与自然的关系。而生态哲学是以生态学为主的一种新的研究范式，我们也可以把生态哲学纳入环境哲学这一大的学科范式中。
    中华环境：现在为什么要特别强调发展环境哲学？
    周国文：环境哲学被强调和重视，在于今天全球生态环境问题愈演愈烈，给人类生存发展带来了严峻挑战。当前的环境危机、生态危机等正促使人类在重新反思生存家园、重新认识生产生活方式及人与自然关系的过程中进入了一种新的维度。我国正在进行的生态文明建设，实际上也是在形成关于中国环境的新的研究态势和路径。另外， 当前融入全球生态环境的研究使命也在提醒我们，进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文明建设需要一种能够在新时代有担当、有作为、有引领的环境哲学。

“今天全球范围内的环境哲学研究更多体现为应用性的实践型的理论研究。”
    中华环境：当前学界对环境哲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取得了哪些重要成果？
    周国文：以哲学界为主来看， 主要体现为生态文明理论研究，例如西方环境哲学的历史发展研究， 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哲学研究，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环境哲学以及传统文化中的其他环境哲学研究等等。从问题的角度来看，环境哲学也介入到现实环境问题中，在应用范式上表现为生态文明的实践研究，这包括绿色发展理论、生态和谐社会理论、生态城市、生态文明制度、环境治理理论的研究等等，都是在环境哲学的研究范式当中，以哲学为背景进行的一种理论聚焦和关注。
    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在今天中国生态文明理论与实践的研究中， 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研究为重点，国内学者已经做了较多的关注， 也取得了较大进展。其次，在传统文化的研究范式中，一些学者从儒家思想中归结出了儒家生态哲学。此外，学界关于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或者说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一些研究理论也很丰富。当然，还可以看到，一些学者也专注于对西方环境哲学的引介和跟踪研究。有很多学者特别是西方学者，对全球气候变化以及区域性的环境生态问题进行跟踪式的研究很值得关注。总之， 今天全球范围内的环境哲学研究更多体现为应用性的实践型的理论研究。
    中华环境：您如何看待这些研究？
    周国文：我们常常讲，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那么在新的时代， 环境哲学能不能成为新的时代哲学， 一种新的时代精华？这有待于其量的积累和质的突破。环境哲学的一些新的研究成果出现，反映了今天全球社会对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面重视。其中，以生态文明思想为重点的中国范式的环境哲学的一个主要源泉或谱系，现已有了大量的学者研究和文献支撑，这也反映出了中国的政治哲学与生态文明理论的相互贯穿、相互融合。这实际上也是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或生态马克思主义在今天中国化、时代化、实践化的一种体现。
    当然，在中国传统文化谱系中， 像儒家环境哲学、道家的环境哲学， 甚至是佛家的环境哲学及其他诸多传统文化中对环境哲学思想的发掘， 实际上反映出了中国传统文化里早已孕育了环境哲学的谱系，只是没有被正式成系统地大规模提出来， 当然这也有待进一步挖掘。另外， 在应用型的研究当中，关于人之主体的生态公民理论研究，也是今天环境哲学谱系中一个很重要的研究点。

“环境哲学能不能复兴，取决于在量的积累上的质的突破。”
    中华环境：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新形势下，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地位更加重要、任务更加繁重。也指出，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那么，根据您的多年研究实践，当前我国的环境哲学发展处于什么阶段？
    周国文：现在环境哲学研究应该还处于发展积累阶段，或者说是在进入复兴前的准备阶段。环境哲学能不能复兴，取决于在量的积累上的质的突破。现在中国环境哲学界已经有了一些学者及团队正在从不同方面进行努力。那么，放眼全球环境哲学的路线图，虽然中国环境哲学界在改革开放以后才出现， 比起西方环境哲学界显得更为年轻， 但现在已经有了研究基础。从最早的引介西方环境哲学的一些经典文献，到今天我们研究中国特色的生态哲学、环境哲学和生态文明思想， 包括对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一些最新的研究，都能够在这样的一个规模效应上去积累环境哲学在未来发展中的复兴态势。
    中华环境：对于环境哲学的发展，您这里多次谈到“复兴”，这怎么理解？
    周国文：复兴，是相对于中国传统文化而言的。中国传统文化在全球历史中曾有过辉煌，今天中国环境哲学能不能在未来承担起对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的重任，实际上这也是有待一个时代发展的检验，所以只是说处在准备复兴的阶段，能不能复兴还要靠积累，靠课题团队大量的研究的质的提升来支撑。现在我们的环境哲学正在不断孕育自己的能量，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希望把中国传统哲学资源融入到环境哲学思想的表达中去，不断推进。我想，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当中，应该作为哲学工作者责任之一。当然，我们也希望密切关注今天地球生态环境的演变过程中出现的最新内容。
    一种真正（环境哲学）复兴的到来，不是靠口号喊出来，而是靠实实在在的研究做出来。这就需要我们学者能够不断面对现实，寻找问题症结的根源，不断进行一种规范的体系性的哲学思考。
    中华环境：在这个阶段最迫切需要解决哪些问题？
    周国文：复兴并不是一蹴而就， 一步达成的。困难在于今天中国环境哲学的地位还要进一步被确认，包括环境哲学自身在哲学学科中的重要性也要被确认和达成共识。实际上，环境哲学如今还处在哲学的边缘，还没有进入哲学的二级学科系统。而且哲学界的一些主流的人士，对于环境哲学还有一些歧见或漠视，这就需要我们不断正视环境哲学的地位，认清环境哲学在哲学发展中的使命、功能及路径。当然，放眼世界哲学发展过程，环境哲学在今天已经获得了一定承认。特别是2018年8月份，在北京召开的世界哲学大会，专门成立了环境哲学分论坛，这反映出今天全球哲学研究者已经越来越看到环境哲学在哲学研究当中的特殊使命、功能和地位。未来， 还需要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各地的环境哲学研究者一起推动， 使之从边缘学科走向主流学科。
    中华环境：环境哲学在今天生态文明建设如火如荼的大背景下，有没有可能像当年的萨特、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那样成为一个时期的显学？
    周国文：这个问题提得很好。环境哲学能不能成为显学， 需要有一些前提条件的达成， 例如刚才讲到的学界共识程度。随着人类对自身生存家园的思考不断进入更高层次，人与自然的关系正在被重新理解，这对环境哲学提出了新的使命和挑战。所以，其能否成为显学也是学术界很重要的课题。这促使我们将这种交叉学科或者说是前沿学科的环境哲学进一步上升到一个更高的层面，使之能够引领人类正确认识和解决自身生存发展的问题， 也包括地球在宇宙间的生存问题。
    最近热映的《流浪地球》，我们可以做不同方面的环境哲学解读，影片一方面可能有人类中心主义一些嫌疑，但是另一方面也体现出了人类更深的思考，如地球在宇宙的位置，人在地球的地位和家园问题等。类似这些都对环境哲学形成了助推力量。未来能否注入一种新的能量让环境哲学不仅仅局限在教学科研中，还能在社会服务当中，在传统文化的更新、继承和发展过程中，也承担起责任，发挥自身功能，这需要社会各界通力合作。“未来中国环境哲学定位，应该是一

种立足于本土，根源于中国， 放眼于世界的哲学。”
    中华环境：在2017年的“创新发展与环境哲学”论坛上，与会学者发出了关于未来环境哲学的十点倡议，其中倡议第一条特别提到了未来的环境哲学研究“要还原民族主体地位与体现本土化”，为什么将其放在首位？是否在强调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周国文：这实际上也是针对中国哲学在世界哲学中的位置而提出的关于民族哲学的思考。未来中国环境哲学定位，应该是一种立足于本土，根源于中国，放眼于世界的哲学。环境哲学总是跟我们自身眼下的活动密切相关，总是跟人类家园的生存发展密切相连。所以，对于我们中国人所置身的这个国度，对于中国人所置身的这样的一个民族文化的思考，肯定是中国环境哲学界必然要面对的一个首要前提。这就需要我们明确，如何在一种新的哲学产生过程中，去回望我们曾经有过的那一段历史，去追溯我们曾经走过的那些道路，去关注我们脚下的那块土地。因此，这需要我们有一种民族性的环境哲学去支撑作为中国环境哲学的这种本源性的东西。就像我们经常讲道：无论我们走得多远都不要忘记为了什么而出发。这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必须首先强调。
    中华环境：您前不久提出了构建面向新时代的世界环境哲学，请简单谈谈您的理解。
    周国文：关于世界环境哲学的构想，它是在一个新的语境当中，面对环境哲学未来路径及其可能性的一个哲学反思和辩证思考。有没有一种未来的世界环境哲学，这需要不断进行审视，不断从地理、伦理、心理、哲理层面对于环境哲学在世界、世界环境的哲学、世界哲学的环境等一系列概念的重新思考和梳理。对于世界环境哲学，我们应该从中国新的时代背景性思考进入一个全球性思考，从背景到全景式思考，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国度性的哲学，而是一个地球哲学， 甚至是一个宇宙哲学，是我们今天能够对不同国别、不同洲际的不同社会问题进行归纳、概括、总结的一种体系性哲学。因此，世界环境哲学是对人类总体的生存、生活和生态的概念性的命题式的体系性思考。

“生态文明建设需要一个根本性的主体，这个主体就是生态公民。”
     中华环境：环境哲学归根结底要指导人们实践才能显现出强大的思想力量，要指导实践，环境哲学教育就应成为一项基础性工作，您觉得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们在这方面应该做好哪些工作？
    周国文：复兴要唤醒就需要有环境教育。生态文明建设需要一个根本性的主体，这个主体就是生态公民。而生态公民的形成，关键靠环境教育的唤醒和指导。我和团队一直在进行关于生态公民的研究，这项工作从2009开始，已经进行了十年。
    环境教育是一种关于对自然界感情培养的教育，是关于人与自然界关系正确规范的教育，使之从情感温度当中形成一种实践能力。环境教育不是停留在某个阶段的教育，而是持续人的一生的教育，无论是学前、小学教育，还是中学、大学、职业教育中，环境教育都不可或缺。今天，环境教育从复苏走向复兴的过程当中， 环境哲学提供了一些内容。当然环境教育有其自身规律，不同教育阶段有不同的教育模式、路径、方法，这就需要将其放在一个系统性的背景当中来整体考虑，将其作为一个联动工程来全面推进，让每个人真正成为生态公民。这不仅是中国社会面临的一项重要问题， 也是全球社会的一项重要工作。
中华环境：去年“六五”世界环境日，生态环境部等五部门联合发布了《公民生态环境行为规范（试行）》，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引领公民践行生态环境责任，携手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中国。您如何看待这些规范与生态公民之间的关系？
    周国文：这些规范内容实际上与生态公民理论研究相契合。当中国生态文明建设进入一个更高阶段的时候，不仅是倡导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倡导全球治理体系和能力，也需要从观念上不断矫正人的自身认知能力和行为能力、情感能力。所以， 生态公民能不能塑造，能不能养成， 是生态文明建设能否成功的一个基本要素。因为生态文明建设最终还是要靠人来完成。生态公民从其理念的矫正到行为的达成，其中有一系列环节，包括价值引导、行为规范、道德伦理标准的规定。今天，有了行为规范，是一个重要的进步。那么在此基础上，生态公民行为标准也可以进行量化研究，但这还有待学界进一步探索。相信这也将是一个一以贯之、一脉相承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