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20年到现在，已经有很多的讨论通过反思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以下简称新冠）的出现来关注人类社会与自然的关系，我之前为杂志零星写的一些文章也被翻出来再次传阅。如今通过全球的努力，并随着疫苗的出现，疫情将会得到遏制，然而这样的讨论还在继续，不仅仅是去反思所发生的事情，更是为如何从疫情中恢复和将来可持续的发展提供方向。
  从历史和科学的记录来看，类似新冠这样的大流行病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如果缺乏有效的预防措施，那此类疾病出现的频率将更高，对人类社会的影响也更大。目前针对此类疾病主要的策略是依赖于疾病出现后的公共卫生措施和生物技术手段（包括药物和疫苗），也就是应对多于预防。然而，透过新冠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新发疾病的“狡猾”和难以预测，我们有限的应对手段不能阻止生命和社会经济的巨大损失。那么又该如何去预防呢？这就需要我们回答一个简单而复杂的问题，这些疾病是如何出现的？
  我们要知道，包括病毒在内的微生物是自然生态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们在维护生态系统的健康和平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些微生物与自然环境和动物宿主之间一直存在着相互作用，并共同进化。以病毒为例，目前在哺乳动物和鸟类中预计有170万种未知的病毒，但并非所有的这些病毒都能够传播给人，给人类带来危害。但我们也不得不面对一个事实，目前已知的新发传染病中，70%都是起源于动物，我们称之为人畜共患疾病（zoonotic disease），如我们熟知的埃博拉、禽流感、寨卡等，也就是说在这170万种动物携带的未知病毒中，有63.1万～82.7万种有可能传播给人。目前关于新冠如何出现的讨论也大多集中在两点：一是病毒来自动物，虽然还未确切地知道是哪个物种；二是病毒如何从动物传播到人群。但这两个问题即使得到回答也局限于新冠或类似的冠状病毒，面对如此众多的未知病原微生物，我们还得进一步去看那些更深层次的驱动因素，并把目光集中在从动物到人的这一环节，探讨是什么导致这种传播的发生。

  归罪于自然或野生动物显然是错误的，病原微生物从动物传播到人类往往是由于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造成的影响导致的。这些活动包括农业扩张、城市化或其他对土地的利用从而对自然栖息地造成影响，对自然资源的不可持续性利用和消费等。这些活动直接或间接地破坏了微生物和动物之间自然的相互作用，并且增加了家养动物、人类与野生动物及其所携带微生物的接触，从而使其传播成为可能。较为直观的例子包括贸易中或者开拓原始森林过程中不同动物和人之间的接触，较复杂的例子如人类活动导致的气候变化在影响着人类、动物和媒介动物的移动或迁徙，从而打破了物种间以及物种与微生物之间自然状态下的相互作用关系，出现新的未知的接触方式，就很有可能导致大流行疾病的出现；并且，如果一个物种越发适应人类主导的生态系统，它就更有可能携带对人类健康有影响的病原微生物（自然环境下动物携带的大多数微生物对人类都没有危害）。
  通过上述的总结，想让大家看到一点，就是这些造成生物多样性丧失的人类活动同时也导致了类似新冠这样的疾病的出现，那换一个角度，如果我们能够对这些行为做出改变，不仅保护了生物多样性，还能有效预防疾病的发生，这将是一个“双赢”的局面。同时，很多药物或疫苗的开发也依赖于自然界中存在的微生物、分子或基因，保护生物多样性这件事本身对于疾病预防和控制也尤为重要。另外，如果我们还是按照现在的策略去应对出现的疾病，而不是去预防，这样的方式对生物多样性也存在一定的危害。比如，我们从新冠已经看到，我们控制疾病所用到的大量的防护用品或消毒剂已经对环境产生影响，病原的广泛传播对于新的物种或地域种群也是一大威胁。
  如何通过改变人类活动来保护生物多样性和预防疾病，这留给世界各国的政策制定者们很多工作去做，那我们个人从这些讨论中能得到什么，并且能够转化为日常行为呢？我个人觉得有三点尤其可贵：一是认识到这是一个极度联结的世界，无论是疾病的出现和传播或者环境的改变，都是全球问题。二是认识到我们个人行为背后的自然代价，我们衣食住行对自然的影响是什么，从而做出较为负责的选择。这和前面一点也非常相关，世界一端消费的皮草是来自另一端养殖的动物；我们使用的棕榈油需要一些地区砍伐森林后种植生产；我们食用的一些肉类需要土地去种植饲料和饲养等，所以这是需要我们共同去分担的责任。三是有了这些责任，我们每个人都能做出改变，来保护生物多样性，帮助预防疾病，让地球变得更加健康。

主要参考文献
IPBES (2020) Workshop Report on Biodiversity and Pandemics of the Intergovernmental Platform on Biodiversity and Ecosystem Services. Daszak, P., Amuasi, J., das Neves, C. G., Hayman, D., Kuiken, T., Roche, B., Zambrana-Torrelio, C., Buss, P., Dundarova, H., Feferholtz, Y., Földvári, G., Igbinosa, E., Junglen, S., Liu, Q., Suzan, G., Uhart, M., Wannous, C., Woolaston, K., Mosig Reidl, P., O’Brien, K., Pascual, U., Stoett, P., Li, H., Ngo, H. T., IPBES secretariat, Bonn, Germany, DOI:10.5281/zenodo.41473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