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海南省考察时提出了这句著名的“金句”，表明在总书记心中农民的分量一直很重，他把农民的生存状态和生活水平看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主要标尺之一。

    今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已经顺利实现，全国城乡人民在一起共享小康社会成果的同时，在为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而共同奋斗。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乡村振兴和农民富裕，于2021年年底印发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方案（2021—2025年）》（以下简称《方案》），旨在继续巩固和扩大2018年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实施以来的成就，使农村和农民不但拥有丰富的物质生活，而且具有优美的生态环境和良好的生活品质，实现农业农村农民的高质量发展。

    《方案》要求坚持分类施策、统筹推进、突出特色、农民主体、健全机制的原则，深入学习推广浙江“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经验，以农村厕所革命、生活污水垃圾治理、村容村貌提升为重点，全面提升农村人居环境质量，到2025年，农村人居环境显著改善，生态宜居美丽乡村建设取得新进步。

    由此，可以看到，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点任务，也是一项系统工程。贯彻落实好这个《方案》，需要重点抓住两个“三”，即攻克三个短板，用好三项政策。

着力攻克三个短板

    自2018年以来，通过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计划，我国农村初步扭转了长期以来存在的脏乱差局面，村庄环境基本实现干净整洁有序，农民群众环境卫生观念发生可喜变化，生活质量普遍提高。但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还不等于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生活，农村人居环境总体质量水平不高，区域之间水平差别大，突出表现为三个短板：文明卫生水平低、污水垃圾处理不充分、村容村貌不美丽，这些与农业农村现代化要求和农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还有较大差距，因此，加快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主要是要着力攻克这三个短板。

    扎实推进农村厕所革命。厕所文明是现代文明的重要标志，全世界都把这项指标看得很重。在我国城镇，这个问题已得到基本解决，但在广大农村地区，进展却很不平衡。有的发展水平高的地区，农民已经用上了洁净的卫生设施，但仍有更多发展水平相对滞后的地方，农民仍然依靠比较原始的土厕、旱厕，不仅生活质量差，而且容易带来疾病传播和水土污染。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首先要改变人的生活方式，特别是要改变不讲卫生、轻视用厕的老观念、老习惯。主要途径是逐步普及农村卫生厕所，新建农舍要尽量厕所入院、入室并配套设计建设粪污处理设施设备，同时在新农村建设特别是乡村景区旅游发展中合理足量规划布局公共卫生场所。农村厕改不必照搬城市模式，宜水则水、宜旱则旱，即使是农民住房参照城市生活方式使用抽水马桶时，也要积极推广节水型、少水型水冲设施，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尽量降低建设成本，减轻农民负担和减少污水排放。粪污也是一种农业资源，改善农村人居环境过程中，应加强其无害化处理与资源化利用，变“污”为宝。农村人居比较分散，不易建设集中式污水处理设施，应统筹推进分散处理，同时进行联户、联村、村镇一体处理。靠近城镇的农居污水可以纳入城镇污水处理体系。有的农村地区畜禽养殖比较普遍，其粪污处理再用具有一定的规模，因此把农居卫生处置纳入畜禽粪污处理系统中，使之得到资源化利用，也是改善人居环境的有效办法。

    加快推进农村生活污水和垃圾治理。农村地区的生活环境质量在过去很长一段时期内经历了“过山车”般的起伏变化。最初农业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不高时，各种污染源少，农民日常生活消耗的资源也少，对环境影响不大，所以那个时候农村就等于环境好，空气清新、山清水秀，城里人不时要到农村来“透口气、换换肺”。后来随着乡镇工业兴起，工业污染遍地开花，同时农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一些现代生活方式进入农民生活，人均消耗水、能源等资源快速上升，由此带来塑料袋、饮料瓶、包装纸等四处乱扔、垃圾成堆，小溪、小河逐渐变脏、变黑，农村里又没有像城市那样的污水和垃圾处理系统，导致大量工业污染物和生活污水垃圾得不到及时处理，逐渐使很多农村地区变成污水沟、垃圾场，“脏”不忍睹，“山清水秀”被“脏乱差”所取代。这种情况直到近三年来国家指导开展农村人均环境整治行动才逐步得到一定改观，但仍然任重道远。

    加快推进农村生活污水和垃圾治理是农村人均环境整治的重点任务之一，主要有以下途径：一是按不同地区和类别采取不同的治理策略。例如，对于京津冀、长江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黄河流域等地区，既需改善控制单元，也需提高标准，优先治理。对于水源保护区和城乡接合部、乡镇政府驻地、中心村、旅游风景区等，则重点治理农村生活污水。对于平原、山地、丘陵、缺水、高寒和生态环境敏感等典型地区以及居住分散地区，则选择符合农村实际、运行费用低、管护简便的技术进行生活污水治理，或探索采用人工湿地、土壤渗滤等生态处理技术，积极推进污水资源化利用。以房前屋后河塘沟渠和群众反映强烈的黑臭水体为重点，采取控源截污、清淤疏浚、生态修复、水体净化等措施，使农村黑臭水体大幅减少。二是健全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统筹县乡村三级农村生活垃圾收集、转运、处置设施和模式，采用小型化、分散化的无害化处理方式，降低收集、转运、处置设施建设和运行成本。加快推进农村生活垃圾源头分类减量，减少垃圾出村处理量，对农村可回收垃圾进行资源化利用，对易腐烂垃圾和煤渣灰土就地就近消纳，对有毒有害垃圾单独收集储存和处置。以乡镇或行政村为单位建设一批区域农村有机废弃物综合处置利用设施，协同推进农村有机生活垃圾、厕所粪污、农业生产有机废弃物资源化处理利用，以及协同推进废旧农膜、农药肥料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

    推动村容村貌整体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什么是美好生活？“美好生活”就是“美生活”＋“好生活”。目前，我国农村人口生活逐步“好”起来了，但离“美”起来还差得很远。农村人居环境的一个显著短板是村庄建设缺乏美感，农居大多没有美学设计，很多农民即使富裕了，所住房屋却很不讲究，外观丑陋。这里面有过去农民世代受穷、无暇顾及的原因，也有长期以来整个社会对农民的美学需求不予重视、指导不足的原因。村容村貌不需豪华，要讲究韵味，流露乡愁，与山水地势相协调。

    整体提升村容村貌，主要有以下途径：一是大力改善村庄公共环境，全面清理私搭乱建、乱堆乱放、残垣断壁，合理和美观布设电力线、通信线、广播电视线，提高户外广告美学设计水平，消除低俗广告。二是推进乡村绿化美化，突出保护乡村山体田园、河湖湿地、原生植被、古树名木等，绿化荒山荒地荒滩，建设农田（牧场）防护林，通过农村“四旁”（水旁、路旁、村旁、宅旁）植树推进村庄绿化，通过栽植果蔬、花木等开展农舍庭院绿化，利用荒地、废弃地、边角地等建设村庄小微公园和公共绿地，开展森林乡村、水美乡村建设。三是加强乡村风貌引导，突出乡土特色和地域特点，弘扬优秀农耕文化，加强传统村落和历史文化名村名镇保护，不搞千村一面，不搞大拆大建，促进村庄形态与自然环境、传统文化相得益彰。

善于用好三项政策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不是单纯的个人行为，而是具有很强的公益性质，必须得到相应的政策推动和支持。这些政策涉及政府、市场、社会多方主体，其中政府采取必要的行政推动政策、市场提供可能的资金支持、社会发挥主体能动作用，三者协同配合、共同发力，产生最佳效果。

    政府提供主要政策动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是由政府发动的，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重要发展阶段，因此政府担当主要推动和支持作用责无旁贷。这种作用主要通过三种方式来体现。

    一是担负推动者和督促者职责。这是政府作为社会管理者的职能，主要是搞好顶层设计，把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作为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重要职责，明确时间表、路线图，健全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乡抓落实的工作推进机制。加强分类指导，强化规划引领，合理确定村庄分类，科学划定整治范围；集聚提升类村庄重在完善人居环境基础设施，推动农村人居环境与产业发展互促互进，提升建设管护水平，保护保留乡村风貌；城郊融合类村庄重在加快实现城乡人居环境基础设施共建共享、互联互通；特色保护类村庄重在保护自然历史文化特色资源、尊重原住居民生活形态和生活习惯，加快改善人居环境。“空心村”、已经明确的搬迁撤并类村庄不列入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范围，重在保持干净整洁，保障现有农村人居环境基础设施稳定运行。完善推进机制，在县域范围内开展美丽乡村建设和美丽宜居村庄创建推介，推进城乡人居环境基础设施统筹谋划、统一管护运营。继续将农业农村污染治理存在的突出问题列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范畴。

    二是统筹实施各类支持政策。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与很多其他农村工作之间具有紧密的相关性，各类相关政策可以综合协调、统筹实施。例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可以与农村宅基地改革试点、农村乱占耕地建房专项整治等政策衔接，落实农村人居环境相关设施建设用地、用水用电保障和税收减免等政策。在严守耕地和生态保护红线的前提下，优先保障农村人居环境设施建设用地，优先利用荒山、荒沟、荒丘、荒滩开展农村人居环境项目建设。

    三是加强财政投入保障。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是财政支出的重要项目，必然增加财政支出压力，因此制定合理和可持续的财政政策非常重要。从全国层次来看，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以地方财政支持为主、中央财政给予适当奖补，这种央地负担结构是比较现实的，因为中央财政不可能把全国的需求都包下来。中央财政主要是进行有选择、有侧重的政策支持，通过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对农村厕所革命整村推进等进行财政奖补。地方财政主要保障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行资金，必要时发行地方政府债券用于符合条件的农村人居环境建设项目，县级可按规定统筹整合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相关资金和项目，逐村集中建设。总之，因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公益性质比较强，所以对政府财政支持依赖也比较强，这是不可避免的。例如，四川省省级财政出钱对样板村镇进行奖补，同时把中央专项资金与省级财政资金整合，用于厕改等整治工作。

    市场创造共生效益。如果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完全依赖财政资金，那么会出现财政负担过重而难以为继的情况，所以很多地方在努力提供财政支持的同时把这项工作与其他相关工作结合起来，利用政府之手引导市场之手，产生共生效益。例如，江苏省着手打造“新鱼米之乡”，将人居环境整治与休闲旅游业等紧密结合，提出农村“绿岛”概念，由政府投资或政府参与多元投资，建设集中畜禽粪便处理或资源化利用中心，建设集中的水产养殖尾水净化设施，帮助连片养殖区域的多个养殖户统一解决尾水处理不达标等难题，同时利用农村粪污的资源属性，这些参与建设的市场主体能够从中获得一定的经济回报。江苏镇江首个农业“绿岛”项目投入运行后，能达到年处理1.2万头生猪当量产生的粪污规模，服务农业养殖户20余户。

    市场还可向广大农村地区提供相关服务，例如，各类金融机构可以对改善农村人居环境项目提供信贷支持，以及通过政府以工代赈等方式带动村级组织和乡村建设工匠等承接农村人居环境小型工程项目。总之，通过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等模式，有利于调动社会力量积极参与投资收益较好、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农村人居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行管护项目。

    充分发挥农民主体作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目的是为了人，行动中必须依靠人，这里的“人”就是农民。农民是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主人翁、主力军，这是坚定不移的群众路线。走好群众路线的不二法门就是把农民组织起来，散乱自利的农民是人居环境整治的消耗力量，而组织起来的农民则是人居环境整治的中坚力量。充分发挥农民主体作用，主要有以下路径：一是强化基层组织作用，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及其领导作用，用好共青团、妇联、少先队等群团组织职能，组织村民开展美好环境与幸福生活共同缔造活动。二是健全村民自治机制，村级重大事项决策实行“四议两公开”，充分运用“一事一议”筹资筹劳等制度，引导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合作社、村民等全程参与农村人居环境相关规划、建设、运营和管理。三是吸纳农民参与项目建设，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组织农民为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提供劳务等，吸纳农民承接本地农村人居环境改善和后续管护工作。四是举办公益活动，以乡情乡愁为纽带吸引个人、企业、社会组织等，通过捐资捐物、结对帮扶等形式支持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五是普及文明健康理念，在农村推广爱国卫生运动，推广卫生厕所和垃圾分类，普及卫生健康和疾病防控知识，提高农民绿色环保意识和健康生活素养，养成文明习惯。六是完善村规民约，制定公共场所文明公约、社区噪声控制规约，开展美丽庭院评选、环境卫生红黑榜、积分兑换等活动，对破坏人居环境行为加强批评教育和约束管理，支持农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七是持续开展村庄清洁行动，大力实施“三清一改”（清理农村生活垃圾、清理村内塘沟、清理畜禽养殖粪污等农业生产废弃物，改变影响农村人居环境的不良习惯），突出清理死角盲区，由“清脏”向“治乱”拓展，由村庄面上清洁向屋内庭院、村庄周边拓展。八是依靠村民进行长效管护，利用公益性岗位合理安置农村低收入人员承担农村厕所、生活污水垃圾处理设施设备和村庄保洁等管护工作，有条件的地区探索农村厕所清掏、生活污水垃圾处理、基础设施运行维护等付费制度，逐步形成农户、村庄、政府合理负担的可持续资金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