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是21世纪人类面临的最大挑战，直接影响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是必不可少的途径与保障。” 湖北经济学院低碳经济学院常务副院长、碳排放权交易湖北省协同创新中心常务副主任孙永平表示。

　　在孙永平看来，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将引发全球发展观念、发展模式、发展路径和社会文明形态的根本性变革，并在很大程度上重塑世界政治、经济和科技竞争格局。全球气候治理面临哪些挑战？还有哪些缺口？孙永平就此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关注点一：领导力缺口，利益诉求不同导致治理意愿不同

　　气候变化是全球面临的共同挑战，但各国气候治理的意愿并不相同。

　　“随着发展中国家碳排放量的逐渐增加和国力的日益增强，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意愿和能力显著提升。” 在孙永平看来，各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意愿与本国利益的一致性高度相关。

　　孙永平解释说，作为倡导者的欧盟，其诉求是维持全球气候治理中的影响力，保持绿色低碳相关产业和技术方面的优势。除了欧盟，由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哈萨克斯坦、挪威、俄罗斯、乌克兰及日本等非欧盟发达国家组成的伞形国家集团也是应对气候变化不可忽视的力量。

　　同样作为参与者的77国集团，其参与的内生动力是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转型，治理环境污染，以促进可持续发展。

　　此外，全球气候治理中还有积极参与的小岛屿国家联盟（AOSIS）和被动的参与者——最不发达国家联盟（LDCs）。

　　其中，AOSIS的诉求是更有力度的温控目标、提升气候变化适应能力和国土安全性，而LDCs的诉求更多则是资金和技术援助，提高气候变化适应能力和减少贫困。

　　“全球气候治理中责任义务的分担和各方利益诉求的差异，将影响国家间权力的博弈和竞争格局。”孙永平说。

　　关注点二：减排缺口，实现《巴黎协定》的2030年目标难度很大

　　按照《巴黎协定》温控目标,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需要在2030年之前减少一半,在2050年左右达到零排放。

　　“但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布的报告来看，2017年到2020年全球实现气候变化目标的缺口并没有缩小。”孙永平说。

　　“按照测算，到2030年，实现将温升控制在2℃的目标的减排缺口是13.5 GtCO2”孙永平进一步解释，在这样的背景下，即使国家自主减排贡献方案全面实施，到2100年，全球气温升幅仍将达到2.6℃-3.1℃，很难实现《巴黎协定》提出的2℃的温控目标。

　　另一个需要关注的问题，是经济复苏带来的挑战。

　　孙永平表示，尽管新冠肺炎疫情减缓了全球排放，但是并未扭转总体排放趋势。所以绿色复苏对于全球气候治理极为关键。

　　按照国际能源署（IEA）的估算，全球仅2%的政府支出被分配给清洁能源转型。5%的电力消费增长中，50%由化石能源满足。

　　“所以应对气候变化，在减排方面还需付出更大的努力，为了避免未来的高碳锁定，各国必须坚持绿色复苏。” 孙永平说。

　　关注点三：资金技术缺口，发达国家应承担更多责任

　　“应对气候变化，资金必不可少。从目前的情况看，全球投入的资金规模为225亿美元，距离需要的560亿美元-730亿美元资金规模还有很大缺口。”孙永平说。

　　《巴黎协定》第九条第一款明确提出，“发达国家缔约方应为协助发展中国家缔约方减缓和适应两方面提供资金”。

　　根据历史排放量等指标核算，美国本该是最大的资金来源国，但美国的态度反复变化，影响了其他发达国家继续提供资金的动力。新冠肺炎疫情使得各国经济雪上加霜，发达国家履行资金承诺的可能性进一步下降。

　　“发达国家承担应有的责任，才能弥补目前在资金方面的缺口。”孙永平表示。除了资金的投入，发达国家还应分享掌握的低碳及碳减排方面的技术。

　　在孙永平看来，人类已拥有的低碳及碳减排技术与人类提出的碳中和目标之间具有很大的差距，现有节能的减排技术部分还不能达到大规模商业应用的要求。

　　而成熟的技术往往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受到知识产权保护，很难通过援助的形式从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由于一些发达国家的反对，《巴黎协定》对气候有益技术转让条款也作了模糊化处理，并无明确的共识和实施规则。

　　“如何利用现有知识产权国际保护与合作机制，提高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进行气候有益技术转让的实质效果，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减排目标，将成为未来全球气候变化知识产权问题谈判的关键。”孙永平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