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世

 

严格地讲，环保公益组织应该是舶来品。我们普通人认识环保民间组织是从媒体报道“绿色和平”的激进行为开始：他们冲进香港迪尼斯酒店，强行拆下大厅的钨丝灯泡，换上节能灯；他们把一头长须鲸尸体拖到日本驻德大使馆门前，抗议日本的捕鲸业；甚至还有身穿防化服、头戴防毒面具，站在惠普中国大厦门前抗议其在电脑中使用有毒材料的抗议者。

无论人们怎样评价“绿色和平”的行为，不可否认的是，它把环保民间组织的概念带入了国人的视野，那是上个世纪70年代。后来，因为成龙“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的公益广告，使世界自然基金会和它黑白相间的大熊猫标志被更多人认识，同时也认识到环保民间组织的高尚、规范和专业化。当然，立竿见影的明星效应并不是世界自然基金会的发明，美国野生救援协会一成立就采用明星代言，其做法逐步在该领域广泛运用。

再说世界自然基金会落户中国前，应该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一开始，他们意识到联盟得到的捐款应全部用于自然保护，而不应该用在维护机构管理上。1970年，荷兰伯恩哈特王子（后来担任世界自然基金会国际总部的主席），用1000万美元的基金建立了一个牢固而独立的经济基础，因此联盟变成了世界自然基金会，从此机构运作回到最初设想，用这笔基金的利息作为机构管理的开支，所有捐款可以用于自然保护。于是1973年世界自然基金会帮助印度政府开展拯救老虎计划时，保证了捐款人的款项直接用来拯救老虎。

1979年世界自然基金会进入中国，当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签署了一份特殊的协议。协议中最重要的部分是成立世界自然基金会——中国六人委员会，三名成员来自世界自然基金会，另外三人来自1978年新组建的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在中国开始了自然保护重点优先项目，第一个就是大熊猫的保护。

 

沿  革

 

民间环保组织各有千秋，无论你怎么评价，不可否认的是“行动总比不行动好”。这是世界自然基金会能在中国落地的最直接原因，1978年由政府部门批准成立的中国环境科学学会，也为其进驻我国本土创造了条件。环境科学学会的成立标志着我国环保民间组织正式起步，之后1991年辽宁省盘锦市黑嘴鸥保护协会注册成立，1994年“自然之友”在北京成立；“地球村”、“绿家园”等相继成立。这些环保民间组织一注册，就宣称自己是以环境保护为主旨，不以营利为目的，不具有行政权力，并为社会提供环境公益性服务的民间组织。但直到1995年，“自然之友”组织发起保护滇金丝猴和藏羚羊行动引起一定社会反响，我国环保民间组织发展才算有点起色。这一时期，环保民间组织从公众关心的物种保护入手，发起了一系列的宣传活动，树立了环保民间组织良好的公众形象；1999年，“北京地球村”与北京市政府合作，成功进行了绿色社区试点工作，中国环保民间组织开始走进社区，把环保工作向基层延伸，开始为社会公众所了解和接受。

2003年的“怒江水电之争”和2005年的“26度空调”行动，使环保民间组织的影响力进一步凸显；2005年4月22日，中华环保联合会成立，标志着环保民间组织发展壮大，已经在影响政府环境政策、监督政府更好地履行环保职责、从事环境宣传教育、推动公众参与等方面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成为政府环境保护工作的有益补充。中华环保联合会发布的《2008中国环保民间组织发展状况报告》显示，全国共有环保民间组织3500多家。而最新统计数据表明，目前已达到6000多家。

 

今  生

 

2011年，公众环境研究中心利用IPE污染公益数据库，检索到多家在中国制造污染的跨国企业，于是联合34家环保民间组织陆续推出4期《IT品牌供应链重金属污染调研》，屡次揭露苹果公司供应商员工因生产苹果产品部件中毒事件。其中最后一期特刊《苹果的另一面》，历数苹果公司的供应商在劳工保护和环境污染方面的劣迹，引起国内媒体广泛报道。迫于压力，苹果公司终于通过公布《2010年供应商责任报告》，首度承认供应商胜华科技苏州工厂(即联建科技)137名工人“因暴露于正己烷环境，健康遭受不利影响”。这已不是中国环保民间组织第一次监督跨国公司以及中国国内公司的产品供应链。3年前，中国21家环保组织发出了绿色选择倡议。他们试图从环境违规工厂上溯至其采购品牌，列出名单提醒消费者，行使购买选择的权利。

2007年6月，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严格执行公共建筑空调温度控制标准的通知》，要求所有公共建筑夏季室内空调温度不得低于26度。以“将空调调高1度”为标志的一系列节能倡议从中央到地方迅速铺开，26度几乎成为人们对空调控温的一致标准了。这个标准是2004年，北京地球村、自然之友等6家环保民间组织联合在北京发起“26度空调节能行动”时提出的，当时并没有多少人能完全接受这一环保理念，2005年，“26度空调节能行动”得到了全国51家环保民间组织的响应和支持，在它们的积极推动下，国务院办公厅要求所有公共建筑夏季室内空调温度不得低于26度。

这两个事件说明，民间环保组织的活动领域扩大到触及深层次议题，影响力也在扩大。2003年以后，围绕着若干重要公共事件，民间环保组织就水坝建设、毁林造纸等焦点议题，逐渐开始尝试性地建构环境公共议题，争取媒体关注，积极推动环境影响评价的公众参与和公民听证，以影响政府政策制定及具体运作，从而在参与制定环保公共政策、进行社会监督、维护公众环境权益、援助环境污染受害者等方面发挥了越来越引人注目的作用。

2005年成立的中华环保联合会，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明确了工作目标：发挥政府与社会之间的桥梁和纽带作用；积极推动维护环境权益的立法，组织开展维护环境权益活动和环境法律援助；构建环境领域公众参与和社会监督的新平台；普及环境保护和维护环境权益知识；组织参加国际民间环境交流与合作：开展有助于环境的公益性活动。

随着民间环保组织越来越多地走上倡议和影响政府决策的道路，它们倡议大联合，形成更大的声音就成为一种趋势。而联合协作的形式有很多种：就像2007年21家民间环保组织面向消费者发布的《选绿色产品、过时尚生活》倡议信，也是一种有效的合作。

尽管环境议题本身较少政治敏感色彩，但近些年的一些民间环保组织活动，已经出现被部分参与者强烈政治理念渗透的迹象。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王飞先生在《我国环保民间组织的运作与发展趋势》中分析到，民间环保组织并不全然是模仿欧洲绿党的绿色政治模式，即直接进入政治权力圈以影响甚至主导国家的立法和决策，而是借助政治力量保护生态环境，仍将环保作为根本性目的，在某种程度上寻求在环保活动中建立人脉，获得社会关注和支持。

应该看到，民间环保组织已经开始意义深刻而重大的转型，环境保护形势逼迫他们要进一步致力于成为倡导者和公共决策的有力影响者，来推动并强化公众参与制衡型环保路径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