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坚守在长江源头的“绿色江河”
民间环保组织“绿色江河”发起人杨欣是上世纪80年代著名的“长江漂流队”成员，一次去长江源区考察时，无意间听到当地牧民传诵着索南达杰的事迹。玉树治多县西部工委书记索南达杰在一次与猎杀藏羚羊的罪恶分子枪战时壮烈牺牲，零下四十多度的严寒，他跪立射击的身姿被冻成冰雕。杨欣说，正是索南达杰的牺牲，唤起他保护藏羚羊和其他野生动物、保护长江源区生态环境的信念。生长在四川成都的杨欣，从此走向可可西里，走向长江源荒凉的冰川区。
上世纪90年代初，杨欣和当地保护藏羚羊的野牦牛队一起，在可可西里与盗猎分子斗智斗勇时，发现野牦牛队队员，在方圆几百公里的荒野上，竟连一处可以休息的地方都没有。杨欣决心以索南达杰的名义，在可可西里筹建一处保护站，让野牦牛队队员们在身心极度疲惫之时，有一个可以歇脚的地方，让来这里保护野生动植物的志愿者们，有一个温暖的家。
建站要筹款，杨欣两手空空。他到深圳等经济发达地区到处演讲，但收效不大。
一位朋友劝他，把自己踏遍长江源探险的经历写成一本书，既宣传保护长江源，又能卖书筹款建站。
《长江魂》写出来了，可卖书得“忽悠”得有地方有人捧场啊。杨欣“闯进”当时的国家环保局副局长王玉庆办公室说明来意，主管自然保护的王副局长一拍板，就在国家环保总局新办公大楼会议室办售书会。
卖书的规格真高！王玉庆副局长亲自到场，国家环保局宣教司王耀先司长、自然保护司王德辉副司长，一众官员，一群记者，当然更有众多的环保民间人士前来捧场，连刚刚成立不久的“自然之友”梁从诫会长也早早来到会场。
售书开始。王玉庆副局长站起来说，昨天杨欣来找我给他提供会场，今天我提供了，他送我一本《长江魂》。我每年都会收到不少作者送的书，都笑纳了，唯独今天这本书我不能笑纳。这是义卖，我得花钱买。说罢，他掏出100元放到捐款箱里。
紧接着梁从诫先生走上前，也掏出100元，啪地拍到桌上，这本书，就这价！会场气氛顿时热烈起来，来宾纷纷解囊，你一本我一本，都以百元的价格买下标价23元的《长江魂》，不少人还买了好几本。买到书的人笑着说，今天王副局长和梁先生可是“哄抬物价”啊。
当天卖书所得全都捐给了筹建中的索南达杰保护站。直到今天，杨欣创立的民间环保组织“绿色江河”还在不断售书，《长江魂》、《亲历可可西里十年》等环保书籍，影响着更多的人们，这些售书款全部用来维护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以及即将在长江源区筹建的第二座自然保护站。
▲杨欣在可可西里。
四、环境文学的开创者——徐刚
徐刚烟抽得很厉害，几乎一根接一根，左手夹烟，头颅上扬，满头白发，随同烟的飘渺和连绵无疆的语言微微颤动。
这位首创中国环境文学的作家是个乐观主义者，从他娓娓不绝的话语中能够感觉，虽然生活曾对他不公，虽然文学评论界及一些人士对他的举动仍有不解，他还是满面微笑，激情四射，以一种无法抗拒的个人魅力，以一部接一部的巨作，带给人们心灵的震撼。他又是个很严肃的人，徐刚关注的人类生态环境，是社会发展诸多问题中最严肃的问题之一。
面对热闹的文坛，充满诱惑的社会，徐刚选择“孤独”。那些曝光率极高的场合，很少能看到徐刚的身影。他用了几十年的时间，特别是近二十年的心血和精力，去注视人与自然的关系，注视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令人心焦的变化，挖掘经济发展带来生态环境恶化的同时，人们心灵的转折变迁，从而开创了中国环境文学的先河。
从二十多年前《伐木者，醒来！》开始，徐刚关注树木、水流、土地、乃至地球这一人类家园。出于对中国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现状的高度责任感，一系列大作在他的笔下诞生：《地球传》、《长江传》、《守望家园》、《中国风沙线》，一直到数十万字的人与自然三部曲之一的《大山水》等巨作。在他那里，写作不仅仅是文字的排列，更是思想的清理。一些深层次的思考探索，逐渐在徐刚头脑中组合成一个清晰的命题：人类和其他万物，所有生命的出发点在哪里，人类对大自然大山水生存依赖的根本点在哪里，地球上所有生命家园的共同基础是什么。其实，人与自然的关系，本不是新鲜话题，无数的人们做过无数的探讨。那么，从一位首倡环境文学的著名作家笔下，将倾吐什么样的思考和文字？
他把自己二十多年对生态环境的探索，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注视，对大山水与人类文明千丝万缕的牵萦，引申出一个令人深思的结论：“当别的万类万物安全时，人类才安全。”
五、中国民间环保组织初创的社会基础
上世纪80年代末期，中央出台严格控制发展民间组织的文件，此后，除了半官方的组织，各类民间组织基本销声匿迹，这个过程，长达数年。90年代初期，刘德天在辽宁盘锦创办黑嘴鸥保护协会，应该是中国第一家民间环保组织。然而因为其地处盘锦，主要项目又是保护单一物种，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并没有很大的社会影响。
“自然之友”的创立，虽较黑嘴鸥保护协会稍晚，但它从组建之初起，就把发展方向定位在广泛宣传教育提升公民环境意识上，后来又扩展到更多项目。他们地处北京面向整个社会，从北京总部的工作团队，逐渐拓展到在全国，并相继成立上海、河南、南京、武汉等九个很有影响的地区工作小组。遍及国内外会员和志愿者曾多达近万人，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成了中国拥有会员最多、组织最庞大、社会影响力最大的环保组织，成了中国民间环保领军者之一。很多媒体和公众是从“自然之友”、从梁从诫先生开始认识中国民间环保组织，在他们心目中，“自然之友”便成了中国第一家民间环保组织。
《南方周末》在评选改革开放三十年年度有影响力人物时，90年代各年度几位重量级人物分别是：邓小平（1992年）、江泽民（1997年）、朱镕基（1998年），而94年度的代表人物是梁从诫。那一年梁从诫先生和梁晓燕、杨东平等人，创办了中国第一家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南方周末》给出的理由是——绿色中国的推动者。
然而“自然之友”创立初期，并未得到广泛认可，尤其在政府部门及社会民众层面，民间环保人的身影还是相当陌生，甚至蒙着某种异议的迷雾。
正在这时一位政府官员主动站出来。他就是牟广丰，现任国家环境保护部环境影响评价司正司级巡视员，一位资深环保官员。中国民间环保界，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牟广丰的大名，他们眼中，牟广丰不仅是政府官员，更是朋友、挚友、诤友，是自己人。尽管牟广丰曾为此付出过一些代价，但他至今不悔，仍活跃在民间环保人中间，并成为“自然之友”终身理事。 牟广丰走近民间环保人士，是从结识梁从诫先生开始的。牟、梁两家上一辈是朋友，到了他们这里，自然成了忘年之交。梁从诫先生创办“自然之友”初期，受到许多压力，牟广丰认为在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中，民间环保组织必须得到高层认可，有官方表态，才有其发展空间。
90年代初期，牟广丰在国家环保局法规司任处长，主持编写时任主管环保的宋健副总理在“第四次全国环保大会”上的讲话，以及《国务院关于环境保护若干问题的决定》。起草这两个文件时，牟广丰有意把“发挥民间社团作用”等字样加进文件。正是这几笔文字，使“公众参与”意识较早出现在中国政府文件中。
其实，牟广丰仅仅是起草者，文件最终通过并正式发表，还有一道道关口，司里审，国家环保局审，宋健副总理办公室审，还有国务院秘书局，以及宋健副总理本人。领导加领导，部门叠部门，哪一道关口都有删除这些文字的权力。然而最后的结果是每道关口通通放行，是那些提供一路绿灯的各位领导各级政府部门，是他们对中国缺少不了民间环保、环境保护事业缺少不了公众广泛参与的共识，才能够早在90年代中期的政府文件中，第一次奠定了民间环保在中国的地位。
那几段有着历史意义的文字这样写道：宋健副总理说，“环境保护事业需要群众团体（那时还未提民间组织——笔者注）和广大公众的关心和参与，所有的社会成员都有责任和义务参与环境保护。”“建立社会公众的环境保护参与和监督机制，是强化环保执法的群众基础。各级政府要保护公众参与的积极性，提供参与的机会。”
随即颁布的《国务院关于环境保护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明确规定，“建立公众参与机制，发挥社会团体的作用，鼓励公众参与环境保护工作，检举和揭发各种违反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行为。”
今天中国民间环保组织已然十分活跃，环境保护的各个领域各个平台，都能看到他们的身影。现今的人们似乎并不能完全理解当初宋健副总理讲话和国务院决定的意义。然而在上世界90年代中期社会政治生活大背景下，民间环保组织的生存空间，确实需要这样的政治声音来护佑来保障来拓展。
1989年有文件规定严格控制民间组织成立和发展，七年后的1996年在国务院文件中终于出现“发挥社会团体作用”（这里的“社会团体”即民间组织——笔者）、“鼓励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等字样。这是一个国家政治进步思想意识形态发展的积极表现。中国民间环保组织起步维艰，但终归起步，终为社会开始认知。
绿色、环保，成了中国民间环保人士报效祖国、服务民众的最恰当的“切入点”，热血和精力，在这张雪白的纸上泼洒出绚丽的图画，在这面大旗下集结，走出一条让人仰慕的公众参与社会发展、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大道。尽管坎坷、崎岖，但他们走着，本身就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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