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焚烧厂工人正在往焚烧炉填运垃圾。摄影/邓佳
5月初，杭州余杭居民因反对建设九峰垃圾焚烧发电厂引发群体性事件。尽管事件已经平息，但与垃圾焚烧和垃圾处理的有关问题仍然存在。
关于垃圾焚烧，“反烧派”与“挺烧派”一贯旗帜鲜明。“反烧派”认为中国焚烧技术相对落后，投入水平又比较低，焚烧过程的监管和自律也容易出问题；“挺烧派”则认为，现有技术水平已能处理焚烧排放问题，相对于填埋等传统的末端垃圾处理方式，垃圾焚烧技术应用空间广阔。
对于余杭事件中的民众来说，反对的并不是垃圾焚烧本身，而是其目前可能存在的技术落后、监管不力、信息不透明等问题。经过此次事件，相关争论再次进入公众视线。
垃圾围城困境
在常住人口逐渐增多、城镇化速度加快的今天，我国各大城市都面临严峻的生活垃圾处理问题。
据统计，2012年，我国城市人口人均年产0.24吨垃圾，全国城市的生活垃圾清运量有1.71亿吨，相比2008年数据增长了11%。在城镇化加速的背景下，据现有城镇化增长率数据推算，2030年全国城市每年产生的生活垃圾大约2.6亿吨，形势不容乐观。
面对垃圾围城困境，各大城市无论采用填埋还是焚烧的处理手段，或多或少均会遭遇周边居民抵触，余杭事件并非个例。
众所周知，生活垃圾处理的基本目标是无害化、减量化和资源化。在上海市环境科学研究院资深专家江家骅看来，目前主要的三种处理方式中，焚烧处置技术是现阶段的最优选择，其无害化、减量化和资源化的综合优势最明显，在东部沿海地区或人口密度高、经济发达、土地资源紧缺的城市应优先选择焚烧处理工艺。
目前，垃圾焚烧在国内尚处起步阶段，与有着百年垃圾焚烧史的欧洲、日本等相比，中国垃圾焚烧诞生不过20年。我国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置以填埋为主，约占73%，焚烧约占25%。
中国工程院院士岑可法认为，垃圾焚烧发电不是洪水猛兽，在中国尤其东部不推广焚烧是没有出路的。“一般发达国家，人均土地很多的以掩埋为主，土地不够的都以焚烧为主。而中国人多地少，尤其东部地区，不搞焚烧怎么办？以杭州为例，哪里还有新的地方可以填埋？”
而据《中国环境报》报道，截至目前，国内垃圾焚烧厂数量约160～170家。2013年，国内垃圾焚烧处理能力有大幅增加，已快接近“十二五”规划的目标。
垃圾焚烧的“挺”与“反”
在余杭事件中，居民反对九峰垃圾焚烧厂建设的一大原因是，担心未分类的垃圾焚烧释放出二噁英、重金属粉尘等影响身体健康。
对此，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赵章元认为，目前尚无技术能够从根本上解决二噁英的问题。“所谓的‘先进’就是把烟囱的拦截口处拦截得很好，让排到空气中的二噁英含量很低，但是拦截到哪里了？到飞灰里面了。90%多的二噁英都在飞灰里面，飞灰怎么处理，日本也不敢公开表态。国内的焚烧炉，绝大多数的飞灰都是填埋了，这种方式等于还是什么都没有解决，污染还是到土壤里面了，下雨了就会渗到地下水去。”
在各地上马垃圾焚烧厂的过程中，自始至终存在着反对的声音。对此，全国工商联环境商会副会长骆建华表示，反对建设垃圾焚烧厂和反对焚烧是两个概念，反建是社会问题，反焚烧是技术问题，应注意区分。
而磐石环境研究所研究员、民间环保人士毛达认为，对于垃圾焚烧不能简单的说反对或者支持。“现在大趋势要大力发展垃圾焚烧，但要控制总量。另外，每个项目的选址不一样，在规划阶段就要进行监督，不能超过当地的环境容量。”
被“重点”关注的二噁英
其实，综观近年来发生的“反烧”案例，二噁英无一例外地成为阻碍垃圾焚烧项目落地的真正决定性力量。
实际上，垃圾焚烧产生的二噁英量非常少。多年一直专注研究二噁英的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郑明辉表示，很多人都以为二噁英是一种气体，可以呼吸进去。但实际上二噁英的沸点是400多度，熔点是303-305度，常温下不是气体，挥发性极低。2000年开始，环境保护部组织开展了中国二噁英清单调查———调查中国所有可能产生二噁英的污染源。结果发现，生活垃圾焚烧厂烟气所排放的二噁英的量不足总源的1/10。
据介绍，二噁英排放的四大重点行业包括铁矿石烧结、再生有色金属生产、炼钢生产与废弃物焚烧。其中，废弃物焚烧又包括生活垃圾、危险废物、医疗废物、一般工业废物，还有焚烧金属导线，垃圾焚烧行业在我国整体二噁英排放总量中占的比例不是很高。
今年4月9日，环境保护部召开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以下简称《标准》）。该标准已于今年7月1日起实施。
标准发布后，有媒体质疑，国内污染物排放值远高于国外数值，垃圾焚烧标准太低。对此，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总工程师徐海云撰文表示，我国标准是小时值，而欧盟标准是日均值，不能直接比较。“严格意义上说，不同均值比较时需要考虑转换系数。”
徐海云介绍，只有在垃圾焚烧温度低于850℃、垃圾焚烧不充分时，才会导致尾气中二噁英等污染物排放不达标。而启动阶段是最容易产生二噁英的时候。对此，新标准对控制二噁英提出了一系列的要求，其中包括，垃圾焚烧启动阶段禁止投加废物；同时规定禁止将危险废物、电子废物及其处理处置残余物在生活垃圾焚烧厂中处置。
新《标准》将二噁英排放标准定为0.1ngTEQ/m3，与欧盟标准相同。
不能绕开的“邻避效应”
余杭事件，再次将“邻避效应”这个稍显专业的词汇摆在了公众面前。这也成为垃圾焚烧发展的一大瓶颈。
所谓“邻避”，指居民或当地单位因担心建设项目(如垃圾场、核电厂、殡仪馆等设施)对身体健康、环境质量和资产价值等带来诸多负面影响，激发人们的嫌恶情结，甚至激起高度情绪化的集体反对行为。
近年来，垃圾焚烧“邻避”事件在各地纷纷上演。2009年番禺建垃圾焚烧厂风波后；2013年花都又发生数千人反对事件；在北京，六里屯垃圾焚烧发电厂和阿苏卫垃圾焚烧发电厂都曾遭遇居民的抗议。
实际上，选址问题一直是垃圾焚烧项目最为“头疼”的问题。对于公众，宁可相信污染会发生，也不愿冒险允许垃圾焚烧项目设在周边。
在专家和民间环保组织看来，公众对于垃圾焚烧厂的反对态度，与多方面的因素有关，其中包括了对政府监管能力的不放心，也包括了对企业诚信度的不放心，还有对垃圾焚烧设施影响房产价值的担心。
陈立雯介绍，自然大学曾就垃圾焚烧问题向28个地方环保部门申请信息公开，只有一家公开过二噁英和重金属的数据。“甚至有些环评报告书上写的专家的名字，就是当地环保局的工作人员，”陈立雯说，尽管有些地区的流程是相对规范的，但上述负面情况会给公众一种不信任的感觉。
“垃圾焚烧厂建在自家门口，心里不舒服是肯定的。”北京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刘阳生认为，“垃圾焚烧厂要科学规划和选址，对受影响居民应该有利益回馈。”他表示，建立垃圾焚烧厂的同时，最好能够给周边带来产业升级、老百姓的健康升级或者就业环境的升级。
未来发展的可能路径
中国工程院院士岑可法带领浙江大学热能工程研究所科研团队，成功研发了“生活垃圾循环流化床清洁焚烧发电集成技术”，并已在全国11个省市自治区推广应用。应用该技术的垃圾焚烧发电厂每天焚烧的垃圾，超过全国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处理量的三分之一。
近日他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表示，从技术角度，国产技术、设备已不亚于欧美日发达国家。关键是政府的投入一定要到位，补贴要实实在在地到位。
“纳税人的钱就该花在该花的地方，高标准、高技术，对公众和环境负责。”岑可法说，欧洲国家焚烧一顿垃圾的补贴是几百欧元，而中国垃圾处置补贴总体水平不高，高的两百多，低的几十元，补贴项目包括垃圾处置费、上网电价补贴等。“政府补贴要到位，企业才会尽最大可能、上最先进的技术和装备，确保降低焚烧发电的各种污染物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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