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2月26日，在安徽铜陵松宝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车间里，工人正在装配“环锭纺智能落纱机”
当前中国经济已经进入新常态，速度上，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结构上，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动力上，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已经转向了创新驱动。要适应新常态，必须摆脱旧习惯，彻底摒弃过去一味追求高速度的、质量效益低下、环境污染加剧、经济增长不可持续的旧的发展模式。
要适应新常态，必须发挥创新驱动的原动力作用，用有效的措施把创新发展全速发动起来。我们既需要理论创新，也需要实践创新；既需要科技创新、产品创新，也需要体制机制创新。在环境保护领域，如何实施创新驱动，为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贡献力量？就上述问题，本刊专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
创新驱动实现“经济新常态”
中华环境：12月，中央召开一年一度的经济工作会议，“经济新常态”再次引起热议。您如何理解这个“新常态”？
李佐军：经济新常态是由一组新常态构成的画卷。
第一，经济增长速度的新常态。经济增长速度要由过去9.8%左右的高速增长，向今后6%-8%甚至更低的中高速增长状态转变。
第二，经济结构的新常态。最主要的表现是今后服务业的比重要进一步提升，高新技术企业、先进制造业、绿色低碳产业的比重要进一步提升，城乡区域差距要进一步缩小。
第三，经济质量的新常态。今后的经济效益进一步提高，经济效率进一步提高，同时经济竞争力也进一步提高。
第四，经济增长动力的新常态。也就是由现在主要依靠需求边“三驾马车”（出口、投资、消费）拉动经济增长，向今后主要依靠供给边的“三大发动机”（制度变革、结构优化、要素升级）拉动经济增长转变。从需求内部来看，要实现由原来主要依靠外需向主要依靠内需转变，从原来主要依靠投资向主要依靠消费转变，由原来主要依靠政府投资向主要依靠社会投资转变。习近平总书记用一句话简单概括了经济增长动力的转变，即“由原来主要依靠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
第五，财富分配结构的新常态。也就是由原来主要实现国富向今后主要实现民富转型；由原来主要是少部分垄断行业富裕向今后所有行业共同富裕转型；由原来少部分人富裕起来向今后全体老百姓共同富裕转型。
第六，经济制度环境的新常态。原来主要依靠政府驱动经济增长，今后要更多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由原来主要是人治向法治转变。
中华环境：除了“经济新常态”，“创新驱动”、“依法治国”也是屡被提及的热词，您如何理解这几个词，它们之间有何逻辑关系？
李佐军：经济新常态代表一种我们期望的目标状态，创新驱动是推进中国经济发展、实现经济新常态的重要途径，依法治国是我国的一个重大方略，是推进中国现代化、实现中国梦的一个根本举措。
先看创新驱动与经济新常态的关系。创新驱动可以培育新的技术、新的模式和新的经济增长点，形成新的体制机制，可以为实现经济新常态提供强大动力。
再来看创新驱动与依法治国的关系。依法治国就是要依据大家共同认可的法律规则来进行社会治理，创新驱动也必须在依法治国的大框架之下推进，但同时创新驱动也可对过时的法规形成冲击，并形成新的法律法规。
环保领域有很大创新空间
中华环境：您怎样认识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创新驱动对保护环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什么意义？
李佐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第一，是推动经济持续发展、推进中国现代化的一个重大战略；第二，对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市场经济也有重大意义；第三，对建设生态文明也有重要意义，因为生态文明建设也涉及到用较低的生态成本实现较高的效益问题，而这离不开创新驱动；第四，创新驱动对发展社会事业也有意义，因为创新就是要每个人都提高竞争力，都具有创新精神，推动创新型社会的建设。
环境保护也需要依靠技术创新来推动。环境保护也要强调用较低的成本实现较高的环保效益，如果用较大的成本来保护环境，也会造成资源进一步的浪费。所以我们要强调用效率标准来推进环境保护。怎样提高效率和效益呢？其中一个重要的途径就是创新驱动，因为先进的环保技术可以降低成本，提高环保产品的附加值。因此，创新驱动对更好地推进环境保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具有重要意义。
中华环境：最近国务院办公厅下发通知，要求加强环境监管执法。在新环保法开始实施的背景下，创新驱动在环境保护的体制、管理等方面如何体现？
李佐军：环境监管是落实新环保法的重要手段之一。新环保法要真正实施，把它变成各社会主体的共同行动，就要加强环境监管的执法。只有政府有关部门通过行政处罚、刑事追责等手段加强监管，才能真正使新环保法落到实处。
我国环境保护管理体制本身还有很大的创新空间。目前环境保护管理体制涉及到多个不同部门，这些部门之间职能划分还不够清晰，存在相互扯皮等问题。下一步要通过环境保护管理体制改革创新，形成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政府与企业、政府与社会的环保合力。
政绩考核标准需要创新
中华环境：在以前以GDP为主的政绩考核标准之下，很多地方环保部门工作要让位地方经济发展。在强调创新驱动的同时，是否应该创新考核？
李佐军：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既有协调的一面，也有冲突的一面。如果发展绿色低碳产业，经济发展就能与环境保护协调，但如果只强调经济效益，罔顾生态效益，二者就会发生冲突。在这种情况下，考核制度的设计就很重要，如果以GDP论英雄，重点考核GDP、财政收入、工业增加值，地方政府就会把主要精力放在发展地方产业上，而把环保放在相对次要的位置上。只有将资源消耗、环境损害和生态效益等考核指标放在比GDP、财政收入、工业增加值等更高的位置上，地方政府才会把更多精力放在环境保护上。
说到创新考核，一方面，要把资源环境指标放入考核指标体系中，并提高资源环境指标的考核权重。另一方面，要创新考核方式。党中央多次提出，要保障人民群众“呼吸新鲜空气，喝干净水，吃放心粮食”。环境质量涉及百姓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因此必须强化老百姓或社会对政府的考核。有关部门要大力推进信息公开、公众参与。
中华环境：几十年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对环保工作的认识也经历了数个阶段。在环境保护领域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会面临哪些挑战？
李佐军：我国的环境保护工作确实经历了曲折过程。我国与很多工业化国家经历类似，经历了“先污染后治理、牺牲环境换取经济增长”的发展过程。过去30多年，我国经济高速发展造成了较严重的资源环境问题，“十一五”规划以来，党和政府越来越强调环境保护，采取了很多措施，大力推进节能减排和绿色低碳发展。但粗放发展模式的惯性还在，环境保护的力度还不够，所以环境总体上仍处于恶化状态。最近几年，政府进一步加大了环境保护的力度，出台了新环保法，提出向污染宣战。如果真正把这些法律、法规和政策落到实处，全社会共同行动，经过若干年努力之后，环境状况会逐步好转。但前提是我们必须要有所放弃，要在GDP和好环境之间作出选择。
说到挑战，第一个挑战就是投入。创新驱动需要大量财政投入，因为环境保护需要的治理和修复费用巨大。第二个挑战是如何保护好知识产权，环保技术创新和产品创新都依赖于企业和科研机构，只有创新成果得到很好的保护，才能激发创新者的积极性，但目前还有许多保护工作要做。第三个挑战是制度保障的挑战，要实施创新驱动就需要有相应的制度来保障，但制度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且需要有一个过程，制度的实施也面临诸多难题。
中华环境：最近媒体报道“京津冀协作治理大气污染，却导致河北经济伤筋动骨”，您怎样看待这件事？
李佐军：首先必须承认，在治理京津冀地区污染上，河北压力非常大。河北省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的阶段，矿产资源丰富，产业结构偏重化工业，是导致整个京津冀地区重污染的重要来源之一。河北要治理污染，必须对经济结构进行大调整，短期内会对经济增长造成影响，但从长远来看，如果河北痛下决心，实施创新驱动，加大环境保护力度，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未来必将迎来科学发展的新局面。
在京津冀协作治理雾霾的问题上，要积极探索建立京津冀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机制，包括政府协作机制、市场机制和社会参与机制等。特别是是要按照“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建立京津冀地区的横向生态补偿制度。生态受益区要补偿生态贡献区，北京和天津的受益区有责任向作出贡献的生态区域作出补偿，以保护贡献区的生态建设和生态保护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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