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都是法治的“环境因子”，要想成为法治环境的受益者，需要做好环境文明的促进者。环境文明固然是一个整体的概念，但它更像是由众多分子或者因子构成的“场”，“场”的和谐与否是由众多因子的走向决定的。

    当“路怒症”深为人们所诟病，大家纷纷为交通环境中的戾气难消而担忧的时候，一则“女生举报亲生父亲开车打电话 警方奖励100元”的报道，让我们体验到了满满的正能量。治理“路怒症”固然需要权威部门加大执法的力度，而每一个人都自觉从我做起，对不良习惯说不，更能让我们体会到环境文明的春风荡漾。

人人都是“环境因子”
    举报亲生父亲开车打电话并非与父亲过不去，而是体现了女儿对父亲浓浓的爱：“爸爸的这个习惯实在很不好，家里说了很多次他也不听，我实在很担心他的安全。”所以有网友为此点赞：“很羡慕这位父亲有个好女儿，中国好闺女！”如果说这不失为环境文明的一道靓丽风景，那正应验了一句老话：你在桥上看风景，恰被别人当做风景看。
    在环境文明中同样如此，人人都是法治的“环境因子”，要想成为法治环境的受益者，需要做好环境文明的促进者。环境文明固然是一个整体的概念，但它更像是由众多分子或者因子构成的“场”，“场”的和谐与否是由众多因子的走向决定的。环境文明作为一个“场”，不可能由外部搬来，只能通过众多因子对自己走向轨迹的合理调整来孕育。如果我们希望环境文明有法治建设做后盾的话，那就不能抽象肯定具体否定。女生举报亲生父亲开车打电话，就是以法治精神为后盾的具体表现。毫无疑问，她是希望通过法治的“强力”来规制父亲的开车行为以便保证父亲的安全，如果说这种爱是一种“自私”，那么她在客观上也把关爱传递给了别人。正如卞之琳的一首诗所描绘的那样，“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类似于女生举报亲生父亲开车打电话的情况，其实也是通过加强法治促进环境文明建设的一种理想境界，那就是全民守法，大家都有法治意识。有人认为，按照“自古亲亲相忍”的传统，这位女生就不应该举报亲生父亲开车打电话。其实这是一种误读。孔子在编写《春秋》一书时的确有一种“为尊者讳耻，为贤者讳过，为亲者讳疾”原则；然而不要忘了他的“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的说法最终落脚于“直在其中矣”。原来，“父为子隐”之隐，非隐蔽之隐，乃檃栝之“檃”。檃栝，是古人用来校正木头弯曲的一种工具。“父为子隐”就是父亲校正儿子的行为，属于自家人的一种自律，所以儒家才有“大义灭亲”的各种记载。只不过在我们今天看来，“大义灭亲”还是走法律程序为好。由此可以看出，作为一个“环境因子”，为了保证环境的和谐，不仅要“慎独”，而且应当从认真校正身边人的不当行为做起。

“道德前置”抑恶扬善   
    不过应当承认，孔子有关“为亲者隐”的主张也含有为亲人遮羞的意思。作为儒家道德观念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是一种人文关怀，体现了貌似刻板的儒家伦理道德中人性化的一面。但是如果以为这种避讳与儒家伦理道德体系本身造成冲击，同样是一种误读。相对于法律的无情而言，无论是出于对亲友的敬重和还是为他们的不良行为而蒙羞，“为亲者隐”都是一种道德前置。只是在道德前置失效的情况下，走法治程序才成为必然。举报亲生父亲开车打电话的女生告诉值班民警：“爸爸的这个习惯实在很不好，家里说了很多次他也不听”，只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采取了举报这种“下策”。换句话说，她之所以借助于法治的强力，是为了帮助其父亲养成良好的习惯，反映了法治与习惯的互动关系。
    如果说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要求，那么法治其实也是为良好习惯服务的；但是应当看到，法律、法治并不能代替道德问题的解决。有人认为，《论语》中有关“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的说法是对法治的否定。其实不尽然，那意思是说，如果仅仅“以政令来严管，以刑律来约束，百姓虽不会公然犯罪，但会以免于论罪为幸，难保有羞耻之心。”这里主要还是在强调道德前置的重要性，在今天仍然有值得借鉴之处。假如那位开车打电话的父亲在生活习惯中没有羞耻之心，那么他对女儿的举报可能就很难接受。不少人总是想钻法律的空子，在环境治理中与监管部门玩猫捉老鼠的游戏；一旦受到惩罚，仅认为是自己运气不好等等。这显然属于“免而无耻”的现代版，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亟需校正。
    道德前置当然也离不开法治意识的强化，需要将法治内化为价值观、行为方式和良好的生活习惯。交管部门的统计数字表明，68%的司机有过开车打手机的行为；开车打电话时视野范围缩小近一半，事故风险是正常情况下的4倍，对此依法进行规制是十分必要的。然而，要求交通环境治理机制对类似驾驶陋习的规制达到全覆盖，那几乎是不可能的。在驾驶陋习与交通事故的因果链条中，法律的规制只能在事后进行，难以即时斩断因果链条。因此要想真正对自己和家庭以及别人负责，就需要自觉养成良好的驾驶习惯，而不是坐等什么更加严厉的“驾驶接听手机法”出台。至于规制包括言语手势侮辱、强行变更车道、强行超车、连续鸣笛催促前车等“路怒症”，更离不开在道德前置中抑恶扬善，使得文明驾驶能够蔚然成风。

共建文明“前因变量” 
    “环境因子”不是孤立存在的，往往存在着这样那样的互动。开车打电话的那位父亲因为外地朋友要到武汉和他来见面，在高速开车时朋友打电话过来，习惯性的就接听了。这也算是事出有因，可以称之为前因变量。问题在于，当你在习惯性的接听中，可能会影响到别人的正常行驶，恰恰容易成为别人“路怒症”的前因变量。这就显示出“你在桥上看风景，恰被别人当做风景看”的另一面，你的不良习惯可能会构成别人新的更为严重的不当行为。由此，涵养“环境因子”的正能量就不能拿事出有因为自己开脱，以免在“任性”中构成有损环境文明的前因变量。
    一方面，在遭遇有损于环境文明的前因变量时，应当跳出个人体验的小圈子，斩断“情丝恨缕”。作为环境的一个因子，对其他因子对自己的影响作出反应是正常的；但在思维方式上应当克服以为自我为中心的惯性，心里要有环境。如果说自我与环境的关系犹如秋毫与舆薪（满车柴草），那么我们就不能“明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不能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一丝“秋毫”受到骚扰，无论是否委屈，都不能作为阻止“满车柴草”顺利通行的理由，不能为环境添堵。女司机被逼停遭暴打前，有并线、别车的几度斗气交锋；导游对没有消费的游客破口大骂，源于本来就是只要1元钱的“旅游消费团”……这些有损于环境文明的前因变量固然存在，但是受到委屈的当事人也不能得理不饶人；试图在冤冤相报中“摆平”，那是一种非常原始的做法，是环境文明的倒退。
    另一方面，要善于和敢于启动有利于环境文明的前因变量，涵养社会转型的正能量。相对于开车打电话的父亲而言，女儿的举报当属有利于环境文明的前因变量；如果父亲果真从此改掉了开车打电话的习惯，女儿的举报无疑对父亲文明行为的养成起到了一种涵养的作用。由此可以看出，对环境文明的涵养没有局外之人，所谓“善无细而不举，恶无细而不去”。对善事无论多么细小也一定要较真，对坏事无论多么细小也一定要使之摒弃。如果说做到这一点并不难，那么大家都可以成为一种积极的前因变量，体现出环境文明的正能量。当然，执法部门在核实了情况之后，对举报交通违法的女儿按照规定进行了奖励，同样是对环境文明正能量的涵养。这同时也表明，建立“善无细而不举，恶无细而不去”的社会机制必不可少。此前，大闹亚航、强行打开飞机应急舱门、攀爬红军雕塑照相等不文明事件的四个当事人被国家旅游局列入“黑名单”，就是在机制建设方面的一种积极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