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信任危机和重新构建信任体系、倡导信任文化是近来的一个热门话题。很多专家学者、政府官员、民间高人都洋洋洒洒地高谈阔论，我拜读后受教匪浅。但就个人角度，也想对信任发表些看法。
    我一直认为，信任是一种原始的动物本能，并非什么高级的货色。无论是动物还是早期的人类，在狩猎觅食或抵御外来侵害时，都必须相互依托、协同工作和相互信任，这样才能保障自己和族群的生存、延续和壮大。这就决定了族群成员间信任的重要性和不可或缺性。如果一只动物或一个人失信，很可能会给自己的同伴和族群带来危害，会被视为害群之马，严重的会被逐出组群。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下，动物与人类赖以生存的条件是集体生活，被逐出族群就意味着死亡。
    显然，信任是人类的一种生存经验，但它并非独立存在，对它的维护是靠对违信者的严厉惩处做背书的。信任和被信任属于人类的一种低层次的社会规范。它是人类社会发展初级阶段（法制体系建立前）的一种不成文的社会契约，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约定俗成的默契。
    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规范和法制体系的完善，诚信这种抽象的意识逐渐被具象的法规、章程、契约和守则所取代。通过这些具象的东西，更容易去对一个人、一个企业、甚或一个国家的诚信进行考量、捉摸和鉴别。社会越发展，诚信这个词理应越被淡化，越应该像“出门要穿衣”，“饭前便后要洗手”一样地常识化，而不是总挂在嘴边被无数次地烦劳提及。
    现在我们热议诚信，甚至把它提到“建立信任文化”的高度，实际上是不情愿地承认，我们的社会发展进程出现了问题：那些经济的快速发展让我们把原来固有的理念忽略了，甚至在跨越式发展中踩空了，令我们在不知不觉间丢失了很多传统东西，不幸地造成了信任文化的倒退。社会的诚信确实岌岌可危，四面楚歌地需要重整。与其说“建立信任文化”是社会的进步，不如说是对社会盲进的修补；恢复诚信，构建信任体系，是对“世风日下”的现实的一种重新回炉。
    当前，讹人与见死不救显然都有悖于人们基本的道德感情和责任，有人说社会经济进步的30年换来了社会道德倒退的30年，这种说法可能有些夸大，但现实中，道德的义举屡屡遭遇不道德的“诬陷”，足以击打着我们的心，使扶弱济困和见义勇为愈来愈成为稀缺品，深层次的原因则是社会信任纽带断裂，不敢伸手的道德恐惧其实是社会信任危机的阵痛。
    必须看到，恢复信任体系不仅是时代的要求，更是我国社会能够持续发展的需要。平心而论，即使我们完成了这一系列的“修补”与“回炉”，我们也并没有推动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这些劳动的成果只是把我们引领回归到健康的社会发展形态。当然，人们都乐见这种回撤，也确信这种回撤是必要的，它犹如跳高运动员的助跑。跳高时如果你站在横杆前起跳，很难逾越理想的高度。只有适当地回撤，然后用有力的助跑帮助你腾飞，才有可能逾越得更高。
    记得文革时，当我们的言论、举止和信誉受到旁人的怀疑和指摘时，都会奋不顾身地抵御和辩诘，连几岁的孩子都知道。那时尽管社会动荡，世风堪忧，但人们还是把诚信看得金贵，把信任视为尊重。古人云，亡羊补牢，未为晚矣。那么好吧，尽管不是什么太光彩的事，也不管还剩下几只羊，我们现在还是一起动手，用诚信去修补社会的圈栏吧。
    诚信就是我们需要的助力。没有诚信的基础，不要说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腾飞，即使是人类的生存都难以维系；社会的基本秩序将被破坏，礼崩乐坏也不再是危言耸听。
    我希望诚信文化不再是社会的背书；我更希望诚信不再被我们喋喋不休地热炒，而是无形地隐在我们的言行和生活中。
    但愿我这并不高远期许，明天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