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1 次缔约方会议日前在法国巴黎圆满闭幕。全球195 个缔约方国家通过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全球气候变化新协议《巴黎协定》。回顾协

议整个谈判过程，应对气候变化，我国是否面临着比发达国家更严峻的挑战？我国如何实现发展的转型才能实现2030 年前后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的目标？我国将如何应对未来发展和转型之路？本刊就上述问题采访了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主任李俊峰。

温升目标有赖于科学家判断中华环境：对谈判长达半个月之久的《巴黎协定》目标，您如何评价？

李俊峰：《巴黎协定》的诞生是人类发展史上一个新的里程碑式的事件，它可以与《联合国宪章》，以及《关贸总协定》，即后来的WTO 相媲美。正如，习近平主席在巴黎大会开幕式上所讲，巴黎大会是人类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新起点。

中华环境：巴黎大会取得了这样的成就，是哪些力量发挥了作用？

李俊峰：其实巴黎大会取得的成功，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哪一个力量的单独贡献，如果一定要说哪些力量发挥了作用，可以这样理解，《巴黎协定》的达成是科学家、政治家、企业家和全社会共同努力的结果，是科学家的判断、政治家的决策、企业家的力量和全社会的行动。

中华环境：对气候变化科学界也有不同的声音。

李俊峰：如何理解科学家判断的作用？早在19 世纪工业化的初期，科学家们就预言，人类工业化进程中排放的二氧化碳等可能产生温室效应，这是人们把二氧化碳等

有温室效应的气体称之为温室气体的起因。1979 年的第一次全球气候科学大会上，科学家们更加明确了温室效应可能的损害。当然对于这一判断，从严格意义上是有争议的，也是不确定的，科学家们也用了“可能”和“很大可能”这样的用词，确保气候变化问题的科学严谨性。政治家基于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唯一家园--- 地球的责任，组建了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以下简称IPCC），对气候变化问题进行全面的评估。历时十年，于1990 年IPCC 发布了其第一次评估报告，推动了1992 年里约热内卢第二次全球环境与发展大会上达成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这份公约是《巴黎协定》的政治基础。

当然，迄今为止，从科学意义上讲，气候变化的成因仍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一部分科学家认为，如果从工业化中后期算起，近一百年来已经超过了0.5℃。按现在的

发展趋势，二氧化碳排放浓度将会不断增加，到本世纪末全球的温升就有可能超过2℃，如果不对温室气体排放进行控制，很可能到本世纪末，全球温度有可能升高4～7℃，对人类赖以生存的大气环境造成不可估量或难以挽回的损失。

气候谈判为何谈了20多年

中华环境：这个假设的结果非常可怕。世界各国如何在科学与政治之间一步步达成共识的？

李俊峰：政治家们明白一旦地球的大气和水循环系统的平衡被打破，对人类和其他生物的生存的威胁来说都是致命的。因此，各国达成统一应对气候变化的共识。

1979年，世界气象组织在日内瓦召开了第一次世界气候大会。但直到1990年，才召开了第二次世界气候大会。1991年，第一次谈判在华盛顿举行。我本人参与了这次谈判，那时会议规模很小，没有多少人参与，更没有企业家的参加。当时科学家判断，要把全球温升控制在2℃以内。那时划分责任很容易，当时，所有发达国家人口加起来不到12亿，占全球人口总量20%左右，历史累计排放70%的温室气体，当年的排放量也接近70%。所以当时谈成的一个结果就是“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全球应该共同努力应对气候变化，但不同的国家，依据其历史责任、现实排放和治理能力有不同的责任，首先是发达国家对温室效应的产生有着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也有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批准了包括《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在内的一系列具有约束力的国际条约。《公约》是第一部全面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国际文书，奠定了国际应对气候变化的法律基础。

1994年国际社会很快完成了《公约》的批准程序，并生效，因此，1995年召开了第一次缔约方大会。1997年，通过了《京都议定书》，规定各国按照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以及发展的水平、发展的阶段和责任大小，给每一个发达国家都列了一个到2020年之前的减排目标。1998年，克林顿政府宣布，由于《京都议定书》是“有缺陷的和不完整的”，因此不会将其送参议院批准。2001年，布什政府宣布拒绝接受《京都议定书》，正式退出。虽然，2005年《京都议定书》终于生效，但美国、新西兰、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不参加，日本参加后退出，导致《京都议定书》的实施效果大打折扣。

2007年，在印尼巴厘岛，大家为了不使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失败，迁就了美国等未签署《京都议定书》的发达国家的意愿，达成了一部分国家按照《京都议定书》履行自己的义务和一部分国家按照公约的原则，比照《京都议定书》履行自己减排义务的双轨制的《巴厘路线图》。但2009年的哥本哈根并没有达成这样一个协议形成共识，以后经过了坎昆、德班、多哈、华沙和利马五次缔约方大会，才使得大家逐步地消除分歧，形成共识。总结21次缔约方大会以及期间的难以数计的大大小小的谈判过程的经验和教训，有一条，就是形成一个195个缔约方都满意的结果真是“蜀道难，难于上青天”。 《京都议定书》式的“自上而下”给每个国家下达减排任务的模式失败了，《巴厘路线图》规定的“双轨制”也失败了。最终找到一个大家都能满意的“自下而上”，让每个国家提出自己的“国家自主贡献”的模式。这是政治家们智慧的体现，当然也有中国、美国、法国等大国积极斡旋的贡献，但更重要的是20多年来的21次缔约方大会“磨”出来的结果。

气候谈判就像“马拉松比赛”

中华环境：《巴黎协定》以“国家自主贡献”目标为主体的国际应对气候变化机制安排。这是一种典型的“自下而上”的谈判模式。

李俊峰：我觉得，从哥本哈根谈判之后，经过四年时间，大家终于找到了一个路子。就是我说的“马拉松比赛”的方式。我认为气候变化问题像马拉松比赛，大家有既定的目标，你可以参加全程也可以参加半程，可以跑10公里，也可以跑3公里。都是朝着一个目标迈进，跑得快的就快点，跑得慢的就慢点。所以气候变化进程是一个广泛参与，各国根据自己能力进行的全球的协议，所以得到了大多数国家响应。

公约缔约方共有195个国家和地区，目前已有187个国家和地区提交了其国家自主贡献文件。这样，就把应对气候变化的政治决策，变成了每一个国家的自觉行动，完成了政治家们决策的过程。为巴黎协议奠定了特别好的基础。

企业家以技术支持减排

中华环境：您认为企业家的力量也起到到了很大作用，请详细谈谈您的观点。

李俊峰：政治家们对气候谈判达成了协定，真正推动的力量是企业家。为什么？经过20多年“马拉松式”的国际谈判，给全球的企业家们发出了一个信号：全球需要向低碳转型。这些年来，全球的企业家们在低碳技术发展方面有了新的突破，大多数企业家们认为，基于现有的技术水平和未来的技术发展趋势，人类可以在本世纪末完成由化石能源向非化石能源的转型。

在第一次世界气候大会时，没有一家企业参与其中，因为那个时候，可再生能源等非化石能源还是“花瓶”，不能担当大任。唯一可以规模化发展的核能技术也陷入了“三里岛”和“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后的“核冬天”。1979年、1990年、1992年和1997年历次重大事件中，很少看到企业的影子，直到2009年哥本哈根大会，企业家的声音开始发挥影响，2015年的巴黎大会，甚至到了可以左右大会进程的地步。比如比尔·盖茨等人发起的“能源突破”联盟，布隆伯格发起的C40，世界十大石油公司应对气候变化的联合声明，以及全球太阳能联盟的成立等，都对巴黎大会的成功发挥了积极的影响。

企业家们之所以这样做，是由于风能、太阳能技术可以规模化发展，大多数国家的新增能源供应完全可以由可再生能源来满足。其次还有“页岩气”革命、核电技术的进步等，使得企业家们可以雄心勃勃的宣示，实现低碳转型，“我能”。也就是说，企业家认为通过技术革命，他们已经为能源转型做了很好的铺垫。到2050年，最迟2070年，11个重点行业做到碳中和是没问题的。

中国实现目标面临三大转型

中华环境：对中国来说，包括企业、公民在内的社会共同参与这一点尤为重要。您认为中国实现绿色低碳转型会面临哪些挑战呢？

李俊峰：巴黎大会之前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说，如果巴黎一旦达成协议，就开启了“人类走共同的可持续发展之路，或者开启建设人类生态文明的新纪元”。习近平主席在2015年11月30日发表讲话说，巴黎是一个新的起点。这个起点标志人类逐步告别工业化时代，开启人类生态文明新时代，标志着发展方式转变，也就是所谓增长的低碳转型、能源系统的低碳转型和消费方式的低碳转型。

这三个转型对中国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第一，是增长转型的问题。过去，有个说法说中国用了三十年的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200年的发展过程。这种说法值得商榷。中国的工业化比发达国家晚，但晚得并不多，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应该包括清代李鸿章时代的“洋务运动”，中华民国初期的“工业化运动”，更应该包括新中国成立之后“156”项大的工业工程，这些奠定了中国工业化的基础，只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们的工业化进程提速而已。这三十多年的高速发展，我们没有正确地处理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出现了“不协调、不平衡和不可持续”的问题，经济发展高度消耗自然资源和矿产资源，高度依赖化石能源，特别是煤炭。我国2015年的GDP占全球的份额在12%以下，但化石能源的消耗在25%以上，煤炭消耗占全球的50%以上，经济发展具有明显的高碳特征。因此，我们的增长方式必须向有质量的增长转变，从高碳依赖向低碳增长转型。十八届五中全会确定的“十三五”发展的基本思路就是“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其核心就是实现“低碳的”和“有质量”的增长。

第二，必须完成能源系统的低碳转型。我们能源消费中90%是化石能源，接近70%又是煤炭，这样的高碳能源不仅拖累经济发展的低碳转型，也带来发达国家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已经解决了的传统环境问题，比如挥之不去的雾霾等。因此，我们的能源行业要有紧迫感，跟上世界能源发展的潮流，全球能源由化石能源向非化石能源转化，是一个基本的趋势，我们要主动转型，从向社会提供高碳能源向提供低碳能源转变。

我国占全球碳排放量的30%左右，接近100亿吨，我国政府已经向全球宣示，2030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达峰，且尽早实现。做到这一点，煤炭要率先达峰，接下来就是石油和天然气。美国的“清洁电力计划”给煤炭使用套上了低碳的“枷锁”，德国宣布逐步减少燃煤发电，英国宣布2025年前，关闭全部的燃煤电厂，这些都是能源系统向低碳转型的信号。

第三，要完成消费方式的低碳转型。消费是拉动发展的最主要因素，过去一个时期内，靠出口、靠投资是拉动增长的主要动力，因此找到几个支柱产业就够了，譬如，“十五”和“十一五”高速增长的十年，主要靠房地产和汽车两个支柱产业，并在钢铁、水泥、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大量投资，以及扩大出口，拉动了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目前很难找到一个或几个支柱性产业就可以把中国经济支撑起来。现在需要全方位、全社会的、全民的消费水平和消费质量的提高。到2050年，我们要实现现代化，按照现在的平均水平，人均GDP要达到4～5万美元才叫现代化，要在2014年的人均GDP7000多美元基础上增长6～7倍，哪个消费领域能增长6～7倍？只能通过质的转变代替量的增长，通过有质量的消费，来拉动经济的有质量的增长。

什么是有质量的消费？就是全体国民和整个社会在国家建成全面小康之后，通过提高消费质量来提高消费水平，即消费的各种产品和服务都是高质量的。我们不仅需要有精致的农业生产高端的农副产品，我们也需要制造业不再以“价格低廉”取胜，而是去生产更高质量的产品满足人民对物质生活水平提高的向往，譬如我们生产的汽车不再是以“奥拓”为主，而是以“奥迪”为主；过去我们冠以“奢侈品”的消费品进入寻常百姓家。我们的服务业将会使高端的餐饮、文化、体育、娱乐、旅游产品成为人民生活之必须。只有有了这种有质量的消费观念和消费行为的转变，才能真正拉动经济增长额有质量转型。

对中国来说，增长、能源、消费三大转型能不能成功，是中国能不能进入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条件，也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能否成功的关键。发达国家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20%，他们通过工业化的完成进入了现代化，引领了全球200年的发展。中国到2050年实现现代化，又是一个占世界人口的20%的群体实现了现代化，所不同的是中国的现代化是在后工业化时代完成的，是通过生态文明建设实现了现代化，这样就给全人类探索出一条新的发展路径。

所以说，对应对气候变化这件事，还是要回到习近平主席说的，不是“别人要我们做”，而是“我们要做”，为了少一点雾霾，尽快实现现代化，我们也必须走一条绿色、低碳的路子。从更长远的方向着想，中国要在21世纪引领世界，为世界做榜样，或者如习近平主席说的，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贡献，我们在低碳发展上走出一条路子来，让世界各国看到，一个发展中大国，一个对资源过度依赖的大国，也能实现绿色和低碳转型，那么，中国转变了，能够通过生态文明建设实现了现代化，全球的可持续发展就有了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