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全球关注了20 年，1988 年联合国专门成立了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 后，全球气候变化事务就没有离开国际政治视野，每年一次由各国首脑参加

的气候大会，使得气候问题越来越具超“高大上”的意味，最近这次巴黎大会竟聚集了195 个国家和地区。可以说全球还没有哪件事可以让这么多国家、这么长时间目光一致地聚焦过，可惜被如此高度重视的气候变化问题最终解决成什么样至今仍是未知数，那么气候变化治理为什么这么难？又难在哪呢？

被政治化了

巴黎气候大会的随行记者在气候变化问题上见识了什么才是真正的争吵：“看上去西装革履、打着领带、温文尔雅的谈判手”，桌面上的唇枪舌剑，锋芒毕露，寸步不让，私下也有的暗流涌动，突然反水，妥协退让。气候变化的问题从《京都议定书》到“蒙特利尔路线图”；《哥本哈根协议》到德班绿色气候基金；华沙气候大会到《巴黎协定》；一路争吵，一路推进，最终以“各国自主提出减排目标”的方案，毫无争议地达成将全球上升温度控制在2-1.5 度以内，被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解振华评价为“属于一个时代和我们所有人的伟大创举”。

20 年来的吵吵嚷嚷，说到底是世界范围内，利益多元化和碎片化的纷杂成为气候治理的最大障碍。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与能源的利用有着密切的关系, 甚至决定了国家的兴衰。强制减排温室气体意味着国家要对能源结构和能源体系的改造和重组, 这无疑会触及国家的根本发展利益。从各国经济增长的现实角度来看, 由于二氧化碳排放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就必须以牺牲经济增长为代价来减少, 这将严重挑战各国的经济承受力, 对任何国家来说能力都是有限的, 尤其对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由于经济基础薄弱、人口众多、发展任务重, 不客气地说就是从民众的口粮要减排，压力可想而知。

因此，在承担保护气候的共同责任上, “奢侈性排放”的发达国家和“生存性排放”发展中国家，很难达成“共同”、“平等” 和“均摊”，减排的责任、排放的空间、权利的补偿的焦点就是生存问题。

所以，气候变化治理还没开始首先进入了发展权之争、公平的维护、话语权的争夺以及未来发展模式的政治角逐，步入国际政治化进程，陷入了纷杂的“战争”中。

复旦大学环境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志清早在研究中说，气候变化责任的国家间分配，就是“气候变化的国际政治学”，步入政治化的进程，一切就变得复杂了。他认为，气候变化应对进程应该是分两步来完成：第一，人类采取了怎样的措施来应对气候变化；第二，如何确保这样的措施对于人类自身而言是“最正确”的。按照他的思路，当下已完成了“均衡”的考量，“自主提供解决方案”的措施解决了第一难题。后巴黎时代可以开始在治理的范畴内寻找各国有效的方法了。这可能就是特使解振华所说 的“创举”所在。

伤筋动骨

大气层如同覆盖在温室外的玻璃一样，可以保存一定的热量，使地球不至于像月球一样，被太阳照射时温度急剧升高，不见日光时温度急剧下降。白天在阳光垂直照射的地方温度可达127摄氏度，而夜晚温度却能降到零下183摄氏度。正是有了大气层，有了温室效应才使地球温度维持在15摄氏度。可是现在地球变暖了，排入地球的热量大于辐射出去的能量了，温度自然升高，这就是温室气体排放的结果。二氧化碳是比重最大的温室气体，如今地表向外放出二氧化碳，远远超过了过去的水平，同时由于对森林乱砍滥伐，大量农田建成城市和工厂，破坏了植被，减少了将二氧化碳转化为有机物的条件。再加上地表水域逐渐缩小，降水量大大降低，减少了吸收溶解二氧化碳的条件，破坏了二氧化碳生成与转化的动态平衡，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逐年增加，目前其浓度也已达六十五万年来最高值，全球平均温度比工业革命之前上升摄氏1.3度。科学家预言限制升幅在摄氏2度以内，是防止气候变化带来更严重灾难的唯一方法。

然而，控制、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对哪个国家都是伤筋动骨的事，由于能源效率、发展模式、产业结构都是多年积累的结果，要减排就得打乱多年的布局和习惯，全面调整。假设有足够的人力、物力、财力，这样的调整可以专心寻求解决方案，可是对所有国家来说，都要首先完成维持生存的经济任务，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还面临着解决温饱与发展的双重压力，必须兼顾社会经济发展与减少排放量之间的平衡、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平衡、减缓与适应之间的平衡。

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虽然没有直接提及能源问题，但是几乎每一方面都与能源革命息息相关：重申“五大发展理念”，以绿色化矫正过去高能耗、高污染的扭曲发展，使得经济形态更加健康、成熟；供给侧结构改革，倒逼产业调整，以尽快建立绿色可再生能源体系；“去产能”对传统能源行业不啻当头棒喝；“微观搞活”和推进电价市场化改革将倒逼全行业创新。这些思路完全融入发展过程，将如同对经济动脉来一次血液清洗，难度之大，无人可预知。

其实，多年来，我国在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尤其是在经济新常态下，提高经济发展质量，调整经济结构和提升产业级别，执行最严厉的环境法治，以经济、制度两条腿走路，实现减排。目前，我国单位GDP能耗下降的趋势越来越明显，2015年， GDP能耗同比下降5.7%， 随着意识的提高、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这个数字会逐年刷新。

巴黎大会之前我国政府已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提交了应对气候变化国家自主贡献文件，确定到2030年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并争取尽早达峰；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60%—65%，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0%左右，森林蓄积量比2005年增加45亿立方米左右。

革习惯的命

近日，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能源、环境与资源项目研究总监罗伯·贝利发布最新研究结果，畜牧业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与交通已经不相上下，占到了二氧化碳总排放量的15%。畜牧生产释放出的甲烷和一氧化二氮是强效温室气体的最大来源。甲烷产生于反刍动物（如奶牛、绵羊和山羊）的消化过程；一氧化二氮产生于用来种植饲料作物的肥料和化肥之中；而转化为牧场或用来种植饲料作物的森林也会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碳。贝利的研究显示，目前世界上有220亿只鸡，人均三只以上，若按重量计算，奶牛大概是地球上最占优势的物种了，到2050年，全球肉类和奶制品的消费预计将分别上升76%和65%。正日渐增加人类的肉类消费已经令地球不堪重负，人类饮食趋势与将温升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的目标完全背道而驰。

其实早就有研究专门对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二氧化碳减排算过账，从衣食住行用各个方面核算出二氧化碳的贡献量，同时用碳足迹计算器，来衡量我们生活中碳的收支平衡。拿开车来说，交通领域的排放与气候变化联系紧密。气候变化的主要原因是人类燃烧大量化石燃料而排放温室气体，在大街上跑的车辆中，大部分机动车都烧汽油或柴油，它们不断地从尾气管中排出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减少交通领域的排放，能够有力地帮助应对气候变化。这些道理通过各种渠道已经被多数人了解，但是仍然没有打动人们自觉自愿少开一天车的心，哪怕雾霾越来越浓重，也不愿意相信开车会有贡献率。

要问世界上什么事情最难，恐怕得数改变人的习惯了。像改变一个国家历史延续、长期积累的发展模式一样，人的生活习惯一旦形成就很难改变。支撑习惯的是惯性，在气候治理问题上还有人们并不相信“狼”会来。

在本文结束时，和朋友谈论气候变化问题，朋友坚持说气候变化与人为的因素影响关系很小，并引经据典提供科学研究的依据。但是在气候变化急剧上升的今天，宁信其有，开动一切可以减排二氧化碳的因子，哪怕是忽略不计的微量，达到滴水成河。同时,每个人最大限度地践行减排,至少也可以减少家庭的生活支出，何乐而不为？贝利在研究告诉我们，如果每个人都采取少肉的“更健康的饮食”，到2050年之前就可以再减少60亿吨二氧化碳排放。这可是全球气温升高幅度控制在2摄氏度的危险门槛以下所需减排量的四分之一啊。少吃肉尚可以减少如此多的排放，再加上人们衣、住、行的习惯改变，全球二氧化碳的减排量会更为可观。

因此贝利称，“改变饮食结构太困难”的假定是没有道理的，行动可以采取，也必须采取，一开始的抵制会逐渐消退，人们会逐步认同这种变化，正如人们服从禁烟等其他公共健康干预措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