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 年5 月17 日，日本前首相小泉纯一郎为400 名曾参与3·11 大地震“友人行动”救援的美国退役士兵发声，“这些美国士兵曾尽心尽力参与救援， 现在却重病缠身，我们绝不能坐视不管”，并称自己最终意识到核电是安全、低成本、清洁能源的说法全是谎言，他认为“核电事故一旦发生，所在地就不再适合居住，很多人会失去家园，因此核事故绝对不能发生。但没有不出事故的产业，所以只能全面放弃（核开发）”。若隐去此番发言关涉的各种背景信息，小泉纯一郎论及的核事故损害与核能产业的风险已不是核安全相关讨论中的新问题，但该论述基于“重病缠身”“谎言”“家园”等词汇构建的情感性图景，给出“只能全面放弃（核开发）”这一药方，却是值得商榷的 。
    我们并不认为存在一个一劳永逸的答案，而是需要不断寻求一种更好的解决方案。但在现有核安全议题的相关讨论和决策过程中，“公众”似乎总是被还原为核事故和核风险的受害者与承受者，很少以主体性身份能动地参与（或者说被赋权参与）。虽然各国环境保护运动中不乏反核行动，但在公共话语的论述中也似乎被建构为反抗者的形象而被标签化，导致核能发展与反核运动之间似乎形成某种无法化解的死结。我们尝试深入这一症结，将公众的“真参与”作为某种可能性路径纳入核安全治理。

核安全反思中的两种差异性图景
    福岛核事故发生后，相对于日本方面滞后的反应，欧盟各国则在最短的时间里相继做出回应性决策。一方面，德国、瑞士、意大利选择永久放弃核能，转向大力发展风能、太阳能和生物能等可再生能源；而另一方面，法国、英国、瑞典明确表示将继续开发利用核能，但更加注重安全性。如果说38 年前的三里岛核事故和31 年前的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已随时间凝成世人心头的一颗痣，那么6 年前的福岛核事故则因其时间维度上的鲜活性还能继续作为世人对核安全进行反思的案例。
    关于核安全的反思，两类蕴含不同意象的图景构成了某种想象冲突。一类是基于国家能源政策所勾画的宏观能源发展图景。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数据显示， 自1999 年以来全球和平利用的核材料总量增长了70%，随着未来全球核能利用的增长，这一数字还将继续增长。2015 年《巴黎协定》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最终目标“将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稳定在防止气候系统受到危险的人为干扰的水平上”进一步细化为“全球平均气温增幅控制在低于2 度的水平，并向1.5 摄氏度温控目标努力”，全球碳减排目标在国家执行层面达成共识。从承诺到执行，核能成为各国实现国家自主贡献目标的重要路径选择。我国于2014 年发布《能源发展战略行动计划（2014-2020 年）》，以“积极发展天然气、核电、可再生能源等清洁能源，降低煤炭消费比重，推动能源结构持续优化”实现核能定位，并提出“到2020 年，核电装机容量达到5800 万千瓦，在建容量达到3000 万千瓦以上”。2016 年4 月，第二十届太平洋地区核能大会召开之际，李克强重申，“核科学技术是人类20 世纪最伟大的科技成就之一。以核电为主要标志的和平利用核能，在保障能源供应、促进经济发展、应对气候变化、造福国计民生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核能发展，坚持安全高效发展核电”。
    与此同时，一类基于核事故区域现状描述所勾画的微观家园图景则成为核能发展的另一个面向。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发生30 多年后，用以隔绝放射性尘埃的“石棺”日渐陈旧，新的防护拱顶正在修建，“核辐射的阴影仍然笼罩着人们的生活。在曾经依靠核电站而繁荣的地区，现在人们与辐射阴影‘比邻而居’， 有人在病痛中挣扎，有人接受了命运，也有人正在为改变而出力”。福岛核事故之后，虽然日本政府刻意淡化核事故对环境、健康、食品安全等多个领域的长远影响，但包括反应堆中尚存的核燃料碎片数量和位置仍旧不明确，大约1000 个储水池的污染水面临随时泄漏的风险，固体废弃物越堆越多，生态环境中动植物的异常，还有大约10 万人依然在等待返回家乡等一系列遗留问题将长期客观存在，“日本公民和全球科学家都不知道如何回答健康与环境相关的基本问题”。
    从宏观的全球减排目标到国家能源政策，再到个体和人性化的家园图景，伴随核能发展的安全问题一直有其两面性。这种两面性，当作为能源发展的前景蓝图出现时让人充满期待，但是作为失落的家园和满目疮痍的生态图景出现时又让人顿感灰暗窒息。但是， 不论在哪一种图景中，“公众”都并未获得一种主体性身份，或者以某种抽象的受益方被淡化在国家能源蓝图中，或者以个体受害者的形象出现成为某种论点的证据。

公众在核安全治理中须有更多主体性参与
    核议题关涉军用和民用两个不同领域，而国际社会核治理也经历了从核武器管控到核能和平利用管控的转变。完整的核安全界定涉及包括核武器、军用核材料、民用核材料以及相关核设施等。而中文语境下的核安全通常包含两个概念，一个是核安保（Nuclear Security），一个是核安全（Nuclear Safety）。前者指对涉及核材料、其他放射物质及其附属设施的盗窃、蓄意破坏、非授权进入、非法转移及其他恶意行为的防范、探测和响应，指向一种结果性的、对既存核物项的安全保障，属于核相关犯罪预防和应对；后者通常指在核设施的设计、建造、运行和退役期间，旨在保护人员、社会和环境免受可能发生的放射性危害所采取的技术及组织上的综合措施，指向一种过程性的、对核项目运行各环节的安全保障，属于环境风险预防和应对。我们拟基于后一种核安全概念的界定，进一步纳入治理的视角，即核安全治理，它是指多元主体采用制度化方式（包括正式和非正式）参与核安全事务管理的过程。
    虽然，从概念性认知到操作性赋权，“公众”作为环境保护参与主体的身份和资格已通过一系列国际公约和国内法规得以确立；但是，核安全作为“典型的非传统安全，具有鲜明的科技特征和时代特性”， 具有核技术所赋予的先天性身份优势，以一种似乎理所当然的姿态把“公众”排除在了核安全治理的全过程之外。
    事实上，我国民用核能发展过程中，“公众”并未真正缺席。这一方面是核能发展的成就。截至2014 年6 月30 日，我国民用核设施包括20 台运行核电机组、28 台在建核电机组、19 座研究堆和临界装置、20 座核燃料循环设施，另有运行和在建铀矿山35 座、在用放射源11 万多枚、射线装置近13 万台套。而日本福岛核事故发生后，我国随即对所有在运核设施进行了安全评估和升级改造，提高了应对极端自然灾害的能力。另一方面则是公众选择以一种对抗性的方式出场。2013 年7 月，广东江门龙湾工业园核燃料项目因民众上街游行而最终搁浅，从项目选址的“决定— 宣布—辩护”过程我们看到：核电项目不仅是一个安全问题，还涉及利益与风险分担等更多方面。在日益多元和复杂的国际与国内背景下，核安全已超出了单纯的技术性问题范畴，势必在治理的视阈下与环境、文化、社会、经济、法律、政治等更多面向产生关联。我们需要在理念层面将核安全议题纳入治理的过程， 使“公众”能够获得一种制度化的主体性赋权参与其中，而不是仅仅将之视为高科技产物，并以技术作为排除公众参与的理由。

核安全治理需要务实的公众参与
    我国的核电目前处于自主技术逐渐成熟、批量建设和规模化发展的起步阶段，还有较大的增长潜力和发展空间。有人认为，面对核能使用中可能产生的安全风险，要讨论的实际上不是要不要核能的问题，而是如何通过改进技术、加强管理来预防核安全风险， 如何通过及时有效的应对以及积极的救援来降低灾害程度，如何提高技术和资金支持来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更好地利用核能的问题。当然，从全球温室气体减排到国别能源规划，再到国家核能产业发展，技术、管理、资金的问题固然重要，但我们认为关于“要不要核能”的问题也同样重要。它不仅关系到国家能源战略，还关系到公众是否能够真正参与这一过程。
    “要不要核能”的问题不应该是一个判断题， 而应作为一个话题置于公共场域进行持续和充分的讨论，并在这一过程中逐渐走出简单的是非判断，走向一种更为理性的能源决策和更为务实的公众参与行动。例如韩国，作为一个三成电力需仰赖核电的国家， 韩国在福岛核事故之后开始了一场核电安全性与必要性的讨论，并逐渐升温为各种形式的反核运动。2012 年首尔新任市长上任后，推出“减少一座核电厂”计划。该计划名称由市长与各社会团体共同讨论产生，用“减核”取代“反核”口号，制定28 亿美元预算投入，以“能源自给、分享、市民参与”为主旨，设计各种节能和绿色行动方案带动宗教界、学、商、媒体以及社会组织等各领域公众参与。2012 年4 月该计划开始实施， 仅两年就实现了减少两百万吨油当量的目标，预期在2020 年省下四百万吨油当量的能源，相当于两座核电厂，并将能源自给率提升为20%，同时减少一百万吨温室气体排放量。首尔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尹顺真谈及计划成功的关键，说“要有效实行政策，光靠公务员不行，公民参与是最重要的”。
    总而言之，基于核安全而产生的“要不要核能” 的问题，自始至终都不应该以“要”或“不要”判断题式的结果呈现，而应该是以公众参与的过程呈现。核电发展的本质是一个能源问题，而能源不仅是全球和国别战略发展的问题，更是与每一个人的日常能源消耗息息相关。全球和国家治理中制定的各种能源战略规划和政策包括清洁能源与核电发展规划，看似远离个体的日常生活，但最终都需归结到每一个人的生活模式和能源消费行为。“要不要核能”的问题需要转化为一种公众意识：核能乃至能源问题不仅仅是国际和国家的问题，更是每一个人的问题。而在这一转化过程中，公众能以不同的具体身份参与进来，获得建构一种关于核与能源议题的民间话语的可能性。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