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进入到环境问题的根源处时，会发现任何一个环保议题都是一个社会议题。社会往往是环境问题的制造者，在很多情景之下，环境缺乏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代言人”，有时候包括政府和污染受害者本身都可能为着一些经济或者现实中的压力进行妥协， 而环境NGO 恰是以环境利益独一无二的代言人角色开展行动。
    对于环境NGO 来说，不仅仅需要相关的水、大气、土壤等环境具体领域的专业技术，更需要另一个层面的专业性，即一套激活其内部外社会力量共同参与， 开展协同行动的本事。

环境NGO 内部闭环的激活
    许多环保组织的人员正经历着从志愿者、污染受害者等进入到专职化团队的过程，当我们从一个志愿性组织变为一个专职化组织的时候经常存在断层。其中，团队人员的思想状态可能逐渐发生改变。
    在志愿者的阶段，大家往往是全情投入，不计较其中的个人得失，甚至愿意冒着巨大的风险开展行动， 只为争取心中的价值实现，这便是环境公益行动本身的价值使命带来的激励。但进入全职之后，成员不得不以员工的角度来考虑了，在这时候许多生存和发展的压力接踵而来。在这个背景之下，如何激活全职团队组织内部闭环系统便非常关键。
    首先，需要延续和强化成员的公益激励。让他们能够继续看到自身行动的环境价值和社会意义，保持他们的热忱和积极的投入状态，而不是用命令式的控制和理所当然的索求让他们逐渐失去活力。其次，要保障团队成员在个人专业能力上的成长，让他们看到自身的发展进步，激活他们专业发展的需要，将个人成长和组织成长统一起来。最后，专职人员需要最基本的物质保障，才能维持稳定持续的工作状态，而不是失去最基本的公正与安全感。
    一些环保组织专职化之后往往面临着生存方面的困境，为了争取社会资源不得不去争取更多的项目， 甚至做一些与机构使命无关的事情。在这个过程之中， 需要思考，这样的做法是否偏离机构的主要方向，是否给团队带来负面的作用，是否能走出一条更好的道路。而当前，环保领域的专业支持机构越来越多，包括中华环保基金会、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会、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等主要关注环保公益组织发展的支持机构和像南都公益基金会、爱佑慈善基金会等关注全领域公益组织专业发展的助力组织，在一定程度上， 专业化程度越高的组织越能够获得更多的社会支持， 修炼好团队的内功成为其中的关键因素。

环境NGO 外部相关方的激活
    环境NGO 外部体系的激活成为其能够解决环境问题的关键。环境的问题从来不是一家机构的问题， 而是嵌入到社会系统之中的。做环保这件事情的核心不仅仅是关注环境治理本身，还有人的改变。
    其中的核心包括在地社区的激活。你可能需要像绿色潇湘一样激活当地的河流守望者，给予他们精神上的激励和专业上的支持，让他们以最佳状态和你一块来建构一个河流守望的网络，把守望河流这件事情当作自己的事情来做。在地社区力量的激活才能够保障环境保护在当地社区“生根发芽”，持续发展。
    同时，也有政府体系的激活。你可能要去激活地方环保部门，让他们能够有抓手更好地开展有效的工作， 让公众参与渠道更加通畅。除了环保部门以外，政府体系的相关部门有时候也需要被激活。
    有时候污染企业也是可以激活和改变的。不少环保NGO 不仅监督企业的污染行为，甚至通过绿色金融或者其他手段去改变企业，例如福建绿家园和兴业银行在绿色金融方面的合作便成功促使二十多家企业主动进行环境方面的整改， 规避未来的污染风险。环保组织和企业， 不只有对抗和博弈的状态，合作双赢才能让环保的成果获得持续巩固，否则可能换一个地方或者过一段时间，污染继续发生。目前一些专业化的环保组织已经开始与企业进行良性互动，建构出一套环境友好和企业发展的双赢道路。
    此外，还有律师、媒体、资助方、社会公众等力量的引入和激活，让他们成为环保NGO 重要的支持力量。最终， 环保NGO 出现，让原先缺乏真正意义上的“环境利益代言人”的格局发生改变， 环保NGO 成为一个平台，动员、激活了潜在的相关方，让他们成为平台上的活跃者，贡献自己的能力，最终整合相关方形成一股合力。在这其中，环保NGO 起到了点火的作用，把一块块的“木炭” 都点燃起来，让大家相互激发和认可， 建构一个共同参与的场域，使得环境保护能够真正嵌入到社会系统之中，促进整体的可持续发展。
    所以，我们强调环境治理的核心是， 让相关方都参与进来，形成多主体的协力，做到社会来承担环境问题自我负责和自我治理。而在其中，环保NGO 往往起到了激活的关键性作用。
    （作者系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公益慈善研究院博士后、北京七悦社会公益服务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