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欧美等资本主义国家取得的环境治理成果更多得益于生态资本主义及其基础之上的“浅绿”运动。对生态资本主义理论的批判性分析有助于全面认识欧美环境政治建设的基础，有助于科学判断激进的“深绿”或“红绿”运动， 也可为我国持续开展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开拓性视野。
    “生态资本主义”是把市场原则扩展于自然资源，希望通过一场新的工业革命，在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框架下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其在本质上是一种较为“温和”并注重实效的绿色政治理论， 主要包括生态现代化理论、绿色国家理论、环境公民权理论及环境全球管治理论。《当代西方生态资本主义理论》是介绍当代西方生态资本主义理论的论文集，全书分三部分介绍了生态资本主义的主要内容。
    第一部分包括5 章，阐述了“生态现代化”理论及实践。源于德国“柏林学派”的生态现代化理论指的是一种前瞻性的环境友好政策通过成熟的市场机制和技术革新在促进工业生产效率和经济结构升级的同时，期待取得经济发展和环境改善的双赢结果。从理论到实践的转化需要技术革新、市场机制、环境政策和预防性原则四个核心性要素，其中环境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是关键。技术革新、市场机制及环境政策之间是相互作用的过程，一个雄心勃勃战略（比如气候战略）的成功是诸多因素共同推动的结果。技术革新是战略成功的基础， 市场机制的推广为环境政策创造了更多的选择。虽然中、美、德等在国际气候谈判中存在严重分歧，但都越来越认识到，国家未来的竞争力将取决于在清洁能源和环保技术等方面的能力。各国政府虽在构建经济转型上的立法支持程度不同，但都纷纷采取有力措施发展和支持清洁能源和环保技术。战略成功可以触发对政策的积极性反馈，并由政策继续推动技术革新，同时带来产品制造业竞争力的提高，所以说，政策控制着市场和革新过程，雄心勃勃的战略从根本上说是政府战略，强有力的政治领导是不可或缺的。为了实现更长远的可持续发展和人类福利，需要对普遍适用但仅限于市场交易的GDP 方法进行改良。调整GDP、代替GDP 或补充GDP 的超越性方法各有优劣，或许补充GDP 方法因为欧盟成员国率先使用是最为现实和可以接受的。欧盟气候治理的现代化战略以其积极的气候政策，既通过建立一套欧盟治理理念与规范，某种程度上推动了国际气候谈判，又通过积极先行使欧洲成为其他国家或地区环境治理的效仿。虽然欧盟当下取得了一些满足市场化的双赢成果，但基于为了赢得未来低碳经济时代的主导权，欧盟气候战略从根本上讲仍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环境治理战略。虽然“生态现代化战略”并非解决生态环境难题的理想化道路，但其价值理念及其追求目标在当下仍值得肯定和坚持。
 
    第二部分共5 章，阐述了“环境公民权与绿色国家”的理论与实践。安德鲁·多布森认为环境公民权是指公共和私人领域中相信环境公益分配的公正以及可持续政策的参与和共创所激发的环境友好行为。相比于行政命令性方法和“诱导”经济学，环境公民权可以使公民参与和个体自由选择的好处最大化。虽然它会面临诸如“搭便车”难题、“小规模”效率等挑战，但这些并不能阻止其作为一个有价值的政策工具。德里克·贝尔提出了“自由主义环境公民权”概念，它并不是“自由主义公民权” 与“环境公民权”两概念的简单相加， 也不是将自由主义以权利宣称为主要内容的理论和实践延伸到环境领域，而是用前后一致的自由主义理论的内在部分来解释“环境”及“环境公民权”。自由主义环境公民是权利义务的统一体， 包括参与界定实质性和程序性相关环境法律的制定和决策过程的权利，包括服从法律义务和以附带的成本条件为限促进公正制度安排的义务。环境问题的全球化需要超出民族国家的范畴思考全球与地方的关系，公民权责任及其范围的变化，意味着需要较高的透明度、责任性和跨国民主的建立。国际秩序面临的解决障碍并不是将环境问题确认为全球难题，而是缺乏解决生态问题的政治意愿，生态公民权会起到在多样化的政治共同体中坚定与局外人公开对话的关键作用。基于所有受风险潜在影响的群体都应有机会参与或有代表参与这种风险决策的原则，罗宾·艾克斯利提出了生态民主，其生态意蕴是构建一种为了受影响者的民主，而不是由受影响者构成的民主。它公开承认非人类以及非人类共同依赖的生态共同体的尊严和价值， 通过审议民主这一最好手段探求有意义的、可操作的和低成本的方法来代表那些不同程度的不被充分知晓的或无力代表自身的他者利益。现代民主国家在对内实现环境图景与生态民主原则逐渐契合的过程中，对外作为主权国家也应担当起生态托管员和跨国民主促进者的角色。欧盟在其成员国绿党尤其是欧洲绿党的不断努力下成为追求“漫无边际的政治想象与对现实的悲观屈从之间的适当平衡”的代表。
    第三部分也一共5 章，主要阐述环境全球管治。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具有在环境全球管治中协调联合国相关机构的环境活动并担当新政策创议发动者的职能。自成立以来，全球环境管治体系不断扩展，但其对于扭转环境恶化趋势并非十分有效，甚至可以说，恰恰是前者的演进本身带来了难以应付的制度性挑战。虽然改革可能受限，但动力依然存在，更为重要的是，大量改革尝试所聚集的经验，已经使得改革倡导者可以清晰地表明，什么样的改革方案在政治上更加可行，理论上更加受欢迎。就全球气候变化管治发展而言，迅速扩展的低碳经济值得关注。当代资本主义通过吸纳不同能力多元化的行为体，通过核算和公开信息来测量排放量，并确保市场和自愿原则优先于命令等行政措施进行气候管治。此方式与新自由主义并行且相互一致，依然是把市场、私有财产和工人阶级等要素组织起来，仍尊奉经济增长是其至高无上的律令，所以低碳经济实质上是一种资本主义。环境税改革是欧盟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一个巨大政策机遇，是实现2020 年减排目标有效的经济手段。它既可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又有助于就业、技术革新及绿色产业的发展，是一种促进绿色增长的政策。但税制是个复杂的、因各国情况而不同的制度框架，其改革必然与其他议题相交织，在政治上极为敏感。在全球气候治理中，“全球地方治理”模式正在成为全球多层治理中新的路径选择。通过建构跨国城市气候网络，聚集城市层面的优秀资源，强化最优实践的交流及合作，为环境治理实践增添水平网状维度。但在其建构中生态资本主义一直处于主导位置，网络内部的制度性权力、资源性权力和话语性权力使网络体系具有结构等级性和非均质性特征，真正超越南北分割及本土中心实现善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全球气候治理，有些环节像立法、决策等适合政府完成，有些环节像研发、建设等适合市场完成，这是社会分工的结果，但它们有时会失灵。探索介于政府与市场之间的“第三条”道路——公私合作，是有效应对以上失灵的政策性工具。但公益提供能否达成， 是否可持续发展，除取决于一国的环境及制度外，还要考虑分工与合作机制是否合理。
    虽然生态资本主义在西方国家盛行，但在其理论与实践中凸显了北京大学郇庆治教授指出的三大矛盾：渐进改善与结构性变革的矛盾，个体环境意识、责任和行动与国家培育、规约之间的矛盾，本土中心与全球需要之间的矛盾。所以，解决全球环境危机既不能凭借市场，也不能凭借生态现代化来实现，归根结底取决于对人类社会物质基础—— 环境利用方式的改变，真正需要的是一种包括所有人的政治。
（作者系山西大同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北京大学访问学者，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生态文明建设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