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的作者是美国著名学者大卫•哈维（David Harvey），现今为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地理学与环境工程系教授。本书建立起了理解空间、时间、地方与自然的基本概念，并描述了地理学的差异是如何产生的，以及它们如何成为当代政治经济、生态美学的替代品。
    全书共14 章，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导论为第1 章到第5 章， 探讨了与核心话题相关的传统话语和理论；第二部分从第6 章到第8 章，讨论了环境的本质，即“环境” 作为一个整体概念在根本上缺乏连贯性，在不同的语境和知识背景下有不同的意味。哈维试图通过辩证法和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思维方式来理解环境问题，并将这些问题与社会变迁、自然、环境的评价方式联系起来。第9 章到第11 章共同组成第三部分，介绍时空的生产和压缩。社会关系实践构造了不同的时空，也“生产了”完全不同的时空观念。哈维认为理解时空，“位置”绝对不能空场，只有从社会—— 生态改造过程出发，才能正确理解时间、空间、位置这三个概念及其之间的关系。第四部分包括第12 章到第14 章，哈维强调正义的嵌入性， 将其与历史地理勾连起来。像空间、时间和自然一样，“正义”是一组社会构成的信仰、话语和制度，它表现了社会关系和竞争性权力构型与时间调节、地方物质社会实践之间的密切联系。一种特殊的话语性正义观念一旦建立起来，它在社会过程全部环节中的踪迹就会成为客观事实。一个正义体系一旦制度化，就成为一种“永恒”，社会的所有方面都与之有关，环境问题和环境正义问题也在这一过程中凸显出来。全书讨论了多个重要问题，其中，公正的地理差异的“公正”的产生成为全文争论的焦点。

用辩证思维理解环境与社会政治的关系
    首先，哈维最大的理论创新在于将空间概念引入唯物史观，并用辩证思维去思考环境问题与社会政治的关系。其思想渊源主要来自于雷蒙德•威廉斯的抽象政治学、莱布尼茨的《单子论》、马克思的《资本论》和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
哈维考察了雷蒙德•威廉斯的抽象政治学，尤其是“自然”概念。空间、自然和环境越来越多地和社会、文化、文学等理论勾连起来，但这些问题如何在文化理论和社会主义观点中发挥作用， 雷蒙德•威廉斯不得而知。哈维认为应该为文化和社会理论构建一种唯物主义基础，他选择的方式是通过辩证法来定义政治行动的时空范围。《资本论》体现了马克思对辩证思维的运用，这是理解资本循环过程对社会变迁作用的关键。同样，地理学上差异的产生体现了资本逻辑和权力话语辩证运动的过程。
    哈维还受到了莱布尼兹《单子论》的影响。单子虽然是独立的个体，没有窗户，但是具有终端，单子把存在的一切都内在化了，每一个单子都对宇宙保持一种与众不同的位置和看法。那么， 单子论和环境正义有何关系呢？深度生态学创始人阿恩•奈斯认为，根据单子与宇宙的对应法则，通过自我训练，我们能够使自己对自然的理解更加清晰和充满希望，通过把单子设立为万物尺度， 我们把外部世界内在化了，并由此理解它。
    哈维还考察了话语和语言，话语的变迁反映了社会变迁的困境，更反映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因为全部人类知识的形成和意义都必须基于感性的物质世界。物质实践环节是唯一充满意义的社会变迁的地点。
    通过以上思想理论的火花碰撞，哈维发现空间是历史行动和社会变革的地点，政治战略的空间化对于任何形式的解放政治学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因此， 哈维创造性地提出了历史——地理唯物主义。

重新定义自然
    其次，哈维重点梳理、批判了传统自然观，并从空间角度重新定义自然。哈维认为马克思不赞同生态匮乏和自然极限的观点，并在此基础上反驳马尔萨斯和李嘉图的生态稀缺性论点，认为人口增长和生态匮乏论都是在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做辩护。贫困、失业、疾病等社会问题的产生是放任自由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必然结果，与人口增长率无关。
    只有重新定义自然资源这一术语， 才能真正理解自然资源的稀缺性。他将自然资源定义为：对那些自然要素和过程进行文化的、技术的和经济的估价， 从而使人类在特殊的物质实践中用以实现社会目的和目标。环境的极限是由社会产生出来的，生态稀缺性更是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的反映。哈维认为自然极限论的实质是：所有围绕生态稀缺、自然极限、人口过剩和可持续性的争论， 都是关于保存一种特殊社会秩序的争论， 而不是关于保护自然本身的争论。

空间生产
    哈维认为异质性的地理空间可以创造新的生产地点，不平衡的空间为资本扩展流通范围提供了条件，资本在“创造性破坏”、“空间修复”和“剥夺性积累”的运行过程中，对空间进行侵蚀、改造和重组，环境正义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凸显出来，也必须通过空间生产的过程解决。
    所谓“创造性破坏”是指资本一方面消除空间障碍和地区差异；另一方面， 又形成了需要被克服的新的空间障碍。消除空间障碍与空间差异为资本扩展提供了空间环境，扩展了资本生产和资本剥削的地理环境，将更多的空间纳入资本主义再生产活动中。在资本空间形成以后，资本积累的危机又要求空间差异化，以便吸引到更多的剩余资本，从而开始塑造差异性空间。这种创造性破坏极大地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进程。
    “空间修复”是指资本为了缓解过剩窘状而开发新市场的过程，实质上是一种变相的空间转移。空间修复原本是为了资本积累和开拓商品市场，为资本主义再生产准备原料和交换市场。但哈维认为在资本积累日益严重的今天，空间修复可以消除资本积累危机，以便为资本的更新创造空间。通过空间修复创造出的新分工、新区域、新资源和新空间， 劳动盈余与资本盈余重新被纳入资本生产与劳动过程中来，为资本剥削创造有利条件。空间修复甚至使得空间本身成为商品。
    在创造性破坏和空间修复的过程中， 空间不但为资本剥削提供了更加有力的场域，而且还形成一种更新型的剥削形式即“剥削性积累”。占有技术和资本优势的发达地区为空间的一极，而在技术和资本手段处于劣势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则被动沦为空间的另一极。发达地区利用资本和技术对不发达地区进行剥削，金融、政治、军事、技术等手段成为其盈利的主要方式，无形中降低了不发达地区的资本价值，从而真正实现资本掠夺，加剧全球空间的不平衡，同时又为下一次剥夺性积累准备了充分条件， 最终导致贫富差距、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
    通过空间区隔与空间剥夺，广大民众陷于空间贫困之中无法自拔，在生存空间遭到剥夺的同时，不得不服从于资本空间的控制。空间区隔其实就是资本主义的空间战略意图，对资本主义再生产的顺畅进行具有重要的保驾护航作用。空间不平衡和空间区隔逐渐成为资本剥削的关键条件，变成资本主义压榨劳动者的工具。

环境正义
    最后，要实现环境正义首先要正确理解正义的内涵。西方哲学将正义看成是普遍的绝对的概念，而恩格斯则将正义看作是历史的产物，随着时空和人物的变化而变化。
    哈维赞同恩格斯的看法，他用后现代多元、差异的思维方式和历史— 地理唯物主义的方法和原则观察社会生产方式及物质基础，透过正义的不同语境，理解正义的多样性。他认为没有普遍性的正义，只存在着特殊的、对抗的、碎片的、异质的正义概念和话语。社会规划是一项生态工程，人类在不同时间和空间之内，必定会改造他们所依存的环境，环境正义则要求他们的行为不能危害不同时空中的人的未来。
    大卫•哈维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地理学者，更是一位优秀的新马克思主义学者。他从历史—唯物主义的框架出发，运用辩证思维进一步揭示资本逻辑对全球空间的侵蚀和掠夺，展现出一条环境正义与社会政治相互勾连的路径，为实现环境正义提供了一种可能的思考方向。
    （作者系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国外马克思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