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多样性是宝贵的自然财富，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的基础资源，是生态文明水平的重要标志。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要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实施重大生态修复工程，增加生态产品生产能力，保护生物多样性。我国是首批加入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的国家之一。2011年，国务院批准成立“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国家委员会”，统筹领导全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我国现已初步建立起生物多样性保护法律体系，制定并颁布了一系列有关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国家、行业和地方标准，组织实施了《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11—2030年）》《全国生物物种资源保护与利用规划纲要》，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取得积极进展。
    生物多样性与减贫是当今世界共同关注的焦点议题之一，是发展中国家的贫困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主题和核心内容。我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国家之一，种类繁多的生物资源大部分分布于中西部贫困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这些地区农村居民的日常生计和收入直接依赖于当地的生物多样性资源，一些地区对重要生物资源的无序利用、过度开发，加剧了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和资源环境破坏。同时，生物多样性的破坏又加大了区域减贫的难度。大力推进生态文明背景下的扶贫工作高度重视以自然承载力为基础的资源可持续利用，积极推进把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探索建立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减贫协同推进模式，实现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减贫双赢，推动贫困地区实现可持续发展。

生物多样性保护助力减贫的重点区域
    贫困地区由于发展落后导致了大量自然资源的遗存，成为了生物多样性富集的区域，使贫困地区与生态脆弱地区、生物多样性富集地区有着高度的空间一致性和重合性。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涉及县（市、区）中，国家级贫困县所占比例达到38%左右，我国生态脆弱区内约有76%的县（市、区）是贫困县。
    我国陆续颁布实施的《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11—2030 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扶贫攻坚战的决定》等重大政策和规划，均不同程度强调了要在贫困地区实施重点生态修复工程、重视贫困地区生物多样性保护、结合生态保护脱贫等要求，并制定了相应措施。将我国重点生态功能区、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农村环境综合整治重点区域“五区”叠加，形成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扶贫攻坚工作协同并举的138个重点县（市、区），是未来推动贫困地区生物资源保护与可持续利用的主要区域。

生物多样性保护助力减贫的主要模式
    生物多样性从生态系统服务、生物资源利用、景观和文化等多方面支持着人类的衣、食、住、行、社会发展和文化传承，合理利用生物多样性资源能够为我国扶贫攻坚工作提供重要助力。生物多样性保护助力减贫主要模式有以下几种。

替代生计模式
    改变传统生计方式，保护自然资源环境。当地的资源环境难以承载现有的生产经营活动，或者现有的生产经营活动对资源环境已经或正在产生破坏，在制度、政策允许范围内寻求一种与资源环境和技术水平相适应的生产经营模式。替代生计更多体现为一种资源利用和保护的系统策略，是目前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助力地区减贫应用最为广泛和普遍的一种模式，如能源替代、林下经济、生态农业等。

特色资源模式
    依托区域资源特色，利用生物资源获利。依托地区蕴藏量丰富或具有特色的生物资源，采用独特的生产技术、生产工艺、生产工具、生产流程和管理组织方式对其进行开发和利用，使之能够持续产生经济效益的发展模式。特色资源模式能够为地区经济提供产业支柱和发展动力，同时解决劳动力发展、就业、农户脱贫等问题，要求当地具有一定的社会经济水平、生产力水平、通信物流等公共资源本底和产品市场潜力。

生态旅游模式
    保护景观维续功能，兼具地区文化内涵。更多的体现为一种综合了景观文化承载力、资源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形式，注重保护景观原有风貌的生态效果，兼具文化内涵，其产品具有高度的综合性。生态旅游适用范围可大可小，组织方式非常灵活。

社区共管模式
    社区接受技术协助，共同管理自然资源。主要在自然保护区与周边社区的管理中得到应用，由社区群众和保护区管理部门组成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参与保护区建设和周边发展。社区共管在我国的兴起及推进主要依赖于国际援助项目对自然保护区的推动。因此，社区共管这一模式的主要应用领域目前还是在自然保护区及其周边社区。

生态移民模式
    实施异地搬迁安置，减轻生态系统压力。国家或某一单位为恢复和保护生态环境即将采取工程治理措施，对由此产生的移民群体实行有计划、有组织、有资金和政策扶持的异地搬迁安置。生态移民大多以政策为主导，实施农业安置、产业安置、劳务输出或教育培训等多项措施，引导贫困人口向适宜生存和发展的地区转移。生态移民工程成为解决生态退化和农牧民生活困难的最直接有效的选择。

绿色考评模式
    转换传统考评机制，重视生态环境保护。在党政领导干部的考核指标体系中设立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发展绿色经济等相关的考核指标，进而从一定程度上改变以GDP为主导的发展模式。绿色考评模式一方面会促使地方政府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保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环境，另一方面会更加合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加强以绿色经济为导向的地区经济发展。

生物多样性保护助力减贫的实践案例
    随着扶贫攻坚进程的不断深入，我国部分省份因地制宜地开展了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减贫示范项目以及试点建设，逐步形成了推动地方经济发展、改善贫困面貌的经验模式。其中，贵州、云南、河北等地通过资源产业、生计替代等多种模式，实现了当地生物多样性保护、生物资源可持续利用与经济发展共赢，取得了良好效果。

贵州赤水案例
    赤水桫椤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贵州黔北赤水市境内，地跨三镇两场7个自然村9个村民组，当地居民主要从事传统农业生产，种水稻、玉米、养殖生猪和蜜蜂等，经济结构和来源单一。保护区管委会引导当地居民立足生物资源特色，以土特产品开发为突破口，利用保护区柏杨坪原有200亩杨梅园，以有机栽培技术提高单产和质量；利用原住民的传统养蜂文化，建设科学养蜂示范基地，开展无公害蜂蜜生产加工，培训养蜂技术900多人次，成立养蜂专业合作社。特色生物资源的标准化种养殖及规模化生产，起到了打造特色品牌、科学标准经营、稳定价格、保证收入减轻贫困的显著效果，减少了对其他资源的破坏性无序开采，对当地的生物多样性资源起到了保护作用。

云南西双版纳案例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纳板河流域地跨景洪市嘎洒镇和勐海县勐宋乡、勐往乡，境内有5个村民委员会， 33个村民小组。纳板河自然保护区依托保护区的技术力量，从增强意识以及特色资源开发方面着手，引导周边居民自力更生，改变贫困现状。组建村级社区共管委员会，成立生物多样性村民保护队，进行相关生物多样性保护知识培训；修改完善了周边33个村的村规民约，将生物多样性保护和传统知识的保护与传承纳入其中；在曼吕村打造以克木人社区为载体，以少数民族文化为核心，热带雨林观光为内容的民俗旅游村，开展了传统药材、火龙果种植示范；与西双版纳相关的企业开展合作共建，定植100亩生态茶园、100亩本地药用植物、100亩野生蔬菜，实现了特色资源开发、生态旅游、社区共管“三位一体”相结合。

河北围场案例
    河北省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地处内蒙古高原和冀北山地的过渡带，以山地丘陵为主，土壤呈现沙化现象，属于缺水地区，对当地居民的农牧业和种养殖生产形成制约，由于经济贫困，砍伐树木等破坏生态环境现象时有发生。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立足于自身独特的地理气候条件，转变劣势为优势，大力发展中药材种植，把中药材产业作为加快全县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的优势产业，加强与国内知名中草药企业的合作与联合开发，发展中药材种植示范园和基地建设。截至2017年，中药材种植面积已达到14 万亩，涵盖了金莲花、连翘、苦参、黄芩、黄芪、板蓝根、防风、射干、苍术、桔梗、玫瑰、沙棘等30余个品种。在中草药特色资源产业发展的进程中，当地政府尽可能吸纳贫困村农户投入到中草药规范化种植产业中，以土地、劳动力、合作社等形式进行合作经营，不断提升农村农户和集体的收入水平。在发展特色中药材种植的同时，破坏生态环境的问题得到解决。
    （张丽荣系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副研究员；王夏晖系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研究员；李若溪、孟锐系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