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0 1 9 年1 2 月1 5 日， 第2 5 届世界气候大会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5次缔约方大会（COP25）、《京都议定书》第15次缔约方大会（CMP 1 5 ）、《巴黎协定》第二次缔约方大会（CMA2）经过多次推迟，在几乎所有参会者都精疲力尽的时刻，正式宣布闭幕。
    此次会议通过了《智利·马德里行动时刻》的决议，在气候变化、损失与损害华沙国际机制的程序性成果、海洋与气候变化以及长期全球目标的阶段性评估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展。然而整体来看，纵观各路媒体报道，似乎没有哪个国家、集团或个体表达对此次会议的赞赏或好评，反倒是各种失望、沮丧、挫败感等负面情绪四处弥漫。马德里气候大会怎么了？年年难谈年年谈的气候大会，今年又谈了些什么呢？
    值得一提的是，“马德里气候大会”属于意外， 因为它原本的名称是“圣地亚哥气候大会”。在智利遇到困难的情况下，西班牙向智利政府伸出慷慨的援助之手，接受COP25大会的筹备举办事宜。仅仅利用一个月的时间就筹备好一次数万人的国际会议，这一点是国际气候治理进程的一个小闪光点， 尽管后来的谈判结果并无亮点，但是在短期内能将如此规模的国际大会顺利交接，本身说明了应对气候变化已经越来越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和重视，马德里的积极参与提振了我们的信心和期待，毕竟， 气候议题还是备受关注。
    马德里气候大会是个意外，却没带来惊喜。马德里气候大会没有达到既定的目标，没有满足各方的期待。既定的目标是通过此次会议提升各国在《巴黎协定》下承诺的自主贡献的力度，从而加快全球向低碳可持续方向发展的步伐。各方期待通过谈判能够明确得到自己想要获得的，排除自己想要撇弃的，并且这一切还都得在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框架下进行。谈判充满了各种看似不可调和的立场和观点，并且这些矛盾和争论贯穿了整个COP25的始终。
    2015年通过的《巴黎协定》要求缔约方需在2020年提出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更新计划，即国家自主贡献，以确保实现《巴黎协定》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目标。马德里气候大会是进入2020年这一决定性年份前最后的一届缔约方会议。在马德里气候大会举行前夕，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布了2019年《碳排放差距报告》。报告明确指出，为实现未来十年全球升温控制在1.5℃的减排目标，各国的集体目标必须比当前水平提高5倍以上。
    5倍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当前的努力是相当不够的，依赖当前的努力不足以解决人类面临的气候威胁；意味着各国需要通过气候谈判提出修订后的更具有雄心和力度的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并采取后续政策和战略来达成目标；意味着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要一起行动，共同努力来推动全球碳减排的进程。然而，此次会议并未就这一点达成任何实质性的进步。基于科学的事实数据就摆放在我们眼前，气候变化对全人类带来的威胁历历在目，告诫人类快速行动的警示钟也从未停摆。但是在此次会议中，在提高国家自主贡献雄心和力度方面，各国似乎还是原地踏步。
    谈判没有进展是因为各国没有达成共识，未达共识的原因集中体现在对核心议题的分歧严重，该议题可概括归纳为“谁根据什么原则应该做什么”。在此次马德里气候大会上，围绕这一问题的激烈交锋并且最终也是无果而终的，就是有关《巴黎协定》实施细则的谈判，这也是本次COP25的关键任务。进一步看，落实《巴黎协定》第六条相关规则属重中之重， 是难点中的难点。再具体考察，会发现交锋的实质落脚在《巴黎协定》第六条第二、四、八条款的谈判上。其中第二条款的内容是缔约方之间可以在自愿的基础上开展合作，使用国际转让的气候变化减缓成果来实现国家自主贡献，并要求这些合作应该促进可持续发展，确保环境完整性和透明度，并确保避免温室气体减排量的双重核算。第四条和第八条则进一步要求建立国际市场机制和非市场机制来帮助各缔约方落实NDC。
    分歧发生在哪些国家之间呢？就第二条款而言， 巴西、印度和韩国与很多国家站在了对立面，最终讨论无疾而终只能无奈地留给2020年的英国气候谈判。具体而言，各国在2020年前通过《京都议定书》市场机制下所产生的减排量是否应该被允许用于2020年后的国际转让，并用于落实买方国家的NDC，关于这点有不同看法。巴西、印度、韩国等持有大量上述减排量，他们看重2020年后市场机制的连续性和可信度， 假如这些减排量不受约束地进入2020年后新的国际碳市场，他们将轻而易举地完成其在《巴黎协定》中NDC的减排承诺。与此同时，很多（尤其是不具备该条件）的缔约方对此表示反对，因为如果前期的减排量被用于2020年后的国际转让并用于落实买方国家的NDC，那么新的国际碳市场在建立之初将会有大量之前积累的减排量涌入，碳价势必受到严重影响，这些国家有的是碳排放大国，他们不费吹灰之力就完成了国家自主承诺的减排，这实际上会削弱市场机制的减排功能，无法保证碳市场能够发挥减低减排成本的作用。
    还有一个分歧是资金方面，老大难的议题。十年前的COP15大会上，承诺到2020年实现每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1000亿美元资金支持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四年前COP21大会期间，发达国家缔约方承诺将继续履行在《公约》框架下提出1000亿美元气候资金承诺，并将设定2025年后每年动员不低于1000亿美元的新的气候资金承诺。发展中国家要求发达国际兑现承诺，且气候资金应该是新增的， 额外的，兼顾减缓与适应的资金，不能把发达国家官方发展援助重新贴上气候标签，要求这些资金应该来自公共资金。
    十年后，28个国家在2019年10月承诺向绿色气候基金提供97亿美元气候资金，这显然远远低于既定目标。此次会议期间，G77集团对气候资金目标的落实表示关切，认为在2020年即将到来之际，发达国家落实气候资金目标将有助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政治互信。因此，联席主席所草拟的决议文本草案中，各缔约方再次重申1000亿美元气候资金目标，但尚未就“呼吁”还是“提醒”发达国家扩大资金调动规模达成共识，两者在文本语言强度上显然不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互信在这个核心议题上再次暴露出危机。
    气候大会不能承受之重体现在各国不能就气候谈气候，而是将应对气候变化与领导人和民众关心的经济、社会、减贫、健康、能源、生态环境、妇女儿童权权益乃至国家安全等议程联系起来。似乎一切暴露在空气中的议题都要纳入气候大会的谈判范围内，这无疑是艰巨无比。如何将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纳入可持续发展的大框架中统筹规划从而取得成效？这要求生产和生活方式的转变，无论生产还是生活，最终的落脚点是一个个单独的个体，如何让个体理解并接受气候变化议题的实质及其威胁，从而激发一个个个体来行动去减缓气候变化，是我们的希望所在。
    （刘元玲，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