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新型冠状病毒引发的疫情非但未有明显的止息迹象，反而还在“攻城掠地”。到4月1日累计确诊病例还稳定在1000例的新加坡，4月份日新增病例数不断攀升。新加坡医疗专家估计，到4月底累计确诊病例可能达到1万人至2万人。
新加坡是全球化的典型代表，也是将融入全球化推到了极致的国家。专家分析，导致新加坡疫情迅速蔓延的最大原因是外籍劳工问题。作为全球最繁忙航道的沿线国家，小小的新加坡有数十万持工作签证的外籍劳工。工人们密集地居住在狭小的宿舍里，平时得点传染病算不上什么大事，政府低估了新冠疫情在这些人中传播的速度。同时，作为承担着巨大货物贸易和金融结算产业、生产生活物资绝对依赖进口的国际化大都市，新加坡必须保持宽松的流动环境，不仅“封城”绝不可行，限制流动的措施也不可能长久地坚持。所以，新加坡难以长期将潜在感染者拒于国门之外。
    全球化由巨型跨国公司发起和推动，目的是促进人员、资金、货物、信息在全球范围的自由流动，以使跨国公司能更方便地在全球遴选优秀人才，以更低成本获取资金、原材物料和各类情报。全球化让地球上很多国家和地区充分发挥了比较优势，享受到了巨大的发展成果。加之跨国公司强大的宣传能力，全球化几乎不允许被质疑和批评。各种维护自身利益的反全球化运动被指责为不够理性，甚至反智。然而事物的两面性终究不因主观意志而变化，全球化也不会例外。人员流动更自由，难民、非法移民、传染病也更自由；资金流动更自由，投机热钱也更自由；货物流动更自由，武器、毒品、生态资源掠夺、环境污染也更自由；信息流动更自由，极端思想、恐怖主义也更自由。全球化的负面影响始终存在，并随着全球化范围的拓展和深入而生长着。此次新冠疫情只是以一种十分疼痛的方式再次提醒了人们，没有什么好处是无须支付代价的。
    我国拥抱经济全球化已逾4 0 年， 取得了被称为“中国奇迹”的巨大成就，也接收并承受了全球化带给我们的种种冲击和改变。今天我国的生态环境问题早已不囿于国界之内，生态环境领域的中外合作，也早就不限于国境线跨界污染、中外环境治理技术交流、商务合作这样的层面，而是各国政府出于对本国人民利益的责任和一定程度的国际主义精神，共同商讨对策，通过改革与加强合作应对资本全球流动带来的生态环境问题，而不是互相指责和推卸责任。比如，当亚马逊热带雨林迅速消失，媒体不应仅仅指责那些开采雨林的公司和国家，更应该告诉大家，这些雨林是为了供应哪些国家的需要而被开采并投入生产链条的， 这些需要是不是必须的，是不是可以节制的。
    特朗普是美国反全球化群体的代言人，但其在解决全球化矛盾上的表现既不专业，也毫无担当。在他的领导下，美国处理全球化负面影响的方案就是试图把全球化关在门外，可敞开了这么多年的大门不是说关就关得上的。美国“退群”了，没谁有能力继续当“群主”，未来的路只能是共商、共建、共享。此次抗击疫情，公正地说，我国在制度优势和大国责任感方面都树立了令人刮目相看的国际形象。希望在治理生态环境，守护共同家园的统一战线上，我们也能有此智慧与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