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头连着减污，一头连着降碳。进入“十四五”，作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走到了十分关键的时期，也从来没有受到如此“高规格”的重视。
  10月22日上午，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就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执法检查报告进行专题询问。
  参加专题询问的，不仅有全国人大常委会栗战书委员长、各位副委员长、秘书长，也有国务委员王勇，以及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唐登杰、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部长王蒙徽、国务院副秘书长李宝荣，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商务部副部长钱克明、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马有祥、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于学军、国家邮政局局长马军胜，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沈亮、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张雪樵。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明确规定，固废污染防治坚持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原则。尽管近年来我国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取得明显成效，但防治形势依然严峻。

固体废物污染存量高、增量大、种类多

  固体废物污染存量高、增量大、种类多，涉及的方方面面也多。
  专家介绍，我国是世界上固体废物产生量最大的国家之一，全国每年新增固体废物100多亿吨，历史堆存总量高达600亿～700亿吨。快递包装等新业态带来的固体废物问题也不容忽视，部分地区垃圾围城、垃圾遍野已经成为民心之痛、民生之患。
  “如此巨大的固体废物累积堆存量和年产生量，如不进行妥善处理和利用，将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对资源造成极大浪费。”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能源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杜祥琬说。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李金惠对记者表示，这些问题与我国所处的发展阶段息息相关，是长期实行“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排放”的生产模式和消费模式带来的必然结果。
  《2020年全国大、中城市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年报》显示，2019年，196个大、中城市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达13.8亿吨，综合利用量8.5亿吨，处置量3.1亿吨，贮存量3.6亿吨，倾倒丢弃量4.2万吨。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量占利用处置及贮存总量的55.9%，处置和贮存分别占比为20.4%和23.6%，综合利用仍然是处理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的主要途径，部分城市对历史堆存的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进行了有效的利用和处置。
  《2020年全国大、中城市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年报》数据显示，2019年，196个大、中城市生活垃圾产生量达23560.2万吨，处理量23487.2万吨，处理率达99.7%。城市生活垃圾产生量最大的首先是上海市，产生量为1076.8万吨；其次是北京、广州、重庆和深圳，产生量分别为1011.2万吨、808.8万吨、738.1万吨和712.4万吨。前10位城市产生的城市生活垃圾总量为6987.1万吨，占全部信息发布城市产生总量的29.7%。
  以危险废物为例，《2020年全国大、中城市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年报》显示，2019年，196个大、中城市工业危险废物产生量达4498.9万吨，综合利用量2491.8万吨，处置量2027.8万吨，贮存量756.1万吨；2019年，196个大、中城市医疗废物产生量达84.3万吨，产生的医疗废物都得到了及时妥善处置。
  但据启迪环境危废医废事业部副总经理兼技术总监房建忠反映，目前，主流的危废处置工艺尚没有达到很成熟的水平。焚烧工艺相对成熟，但在生产稳定性、连续性、设备故障率等方面存在问题，物化类工艺对危废的适应性方面存在比较突出问题。
  中国化工环保协会理事长周献慧介绍，由于一些地方危险废物处置资质单位少，危险废物处置利用能力不足，同时缺少市场竞争，导致产废企业危险废物转移处置费用成本不断上涨，甚至超过所生产化学产品本身的价格，给企业生产运营带来巨大的成本压力。
  另外，危险废物转移手续环节多、耗时长、手续烦琐、效率较低，特别是跨省转移危险废物时，一般办理转移手续需2～3个月，加之准备资料需2周，领取联单时间，整个手续完成需要3～4个月的时间，导致危险废物产生后暂存时间长，也增加了环境风险。
  近年来，塑料污染问题已经成为一个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有统计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塑料废弃量6300万吨，其中一次性塑料产品年废弃量超过2000万吨。城镇生活垃圾仅有45%焚烧处理，仍有大量塑料垃圾填埋处置，部分老旧填埋场塑料垃圾泄漏、微塑料污染等隐患突出。广大农村地区农用地膜、农药包装物回收仍需进一步加强。
  此外，我国部分区域塑料废弃物积存严重。一些近岸海域、流域、田间等自然环境中还有大量历史积存的塑料垃圾。一旦遇到暴雨、台风等极端天气和洪涝灾害，这些塑料垃圾被冲刷到河道、堤岸、海滩上，严重影响生态环境，亟待加强清理。

固废处置激励与约束机制不完善

  杜祥琬认为，长期以来，我国固体废物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的制度设计和实施的刚性不足，激励与约束机制不完善。
  从近年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结果来看，固体废物污染的形势也不容乐观。
  今年9月27日，第二轮第四批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通报，督察湖北发现，孝感市生活垃圾处理规划项目建设滞后，生活垃圾处理设施运行管理普遍缺位，大量渗滤液违规积存，环境风险隐患突出。
  督察发现，孝感市生活垃圾填埋场渗滤液积存问题十分突出，目前仅孝感城区、汉川市、安陆市和云梦县4座填埋场积存的渗滤液就超过21万立方米，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根源在于规划项目建设严重滞后。孝感市“十三五”期间规划建设5个垃圾焚烧项目，截至目前，拟在云梦县、安陆市建设的两个垃圾焚烧项目流产，其余3个项目均进展滞后。
  汉川市“十三五”期间规划建设的垃圾焚烧项目一拖再拖，至今仍未确定实施单位，生活垃圾处理能力长期严重不足。从2019年开始，汉川市生活垃圾填埋场实际处理量超过850吨/日，最高达1400吨/日，超出设计处理能力的3倍。
  9月17日，第二轮第四批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发现，其下属中国有色（宁夏）东方集团有限公司环境保护主体责任不落实，非法处置危险废物，违法违规建设生产。
  督察发现，钽业公司擅自将2017—2019年产生的约4500个甲基异丁基酮废包装桶作为普通废铁，分3批非法出售给没有危险废物处置资质的石嘴山市亚峰废旧物资回收有限公司回收利用。钽业公司将2020年以来产生的大部分甲基异丁基酮废包装桶随意堆放在厂区内未及时处置。
  生态环境部日前公布的第四批8个涉跨省级行政区划的打击危险废物环境违法犯罪典型案件中，有的非法跨省倾倒、填埋、处置危险废物，有的将危险废物简单处置后以次充好或掺在产品中销售，有的涉及长期从事非法处置危险废物污染环境黑色产业链的团伙犯罪。
  2021年6月22日、24日，福建省漳州市漳浦生态环境局分别接到漳浦县两个镇的环保网格员反映，有车辆疑似非法转运、倾倒固体废物。漳浦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立即赶赴现场，初步判断为涉嫌非法倾倒危险废物污染环境犯罪。为防止证据遗失、嫌犯潜逃，执法人员联系属地公安机关到场开展现场勘察、询问调查，现场控制违法嫌疑人员、查扣转运货车。根据现场踏勘及调查询问，初步认定转运倾倒的固体废物为铝灰（危险废物类别为HW48），约300吨，系由广东省转运至福建省漳浦县倾倒。
  2018年6月7日，江西省抚州市东乡区王桥镇政府反映辖区某山上有疑似非法填埋危险废物的情况，抚州市东乡区生态环境局会同抚州市东乡区公安局随即开展调查。
  经查，2018年1月至5月，浙江籍李某伙同江西籍赵某和官某三人分别将湖北某生药物原料公司（医药制造业，沈某名下）产生的蒸馏残渣和湖北另一制药公司产生的危险废物用货车多次非法转运至江西省本案现场堆存。随后，赵某和官某担心被发现，将Ⅱ区和Ⅲ区堆存的危险废物就地挖坑掩埋。经检测分析，填埋物属于具有易燃性的危险废物；周边土壤中镍、总石油烃、乙苯的含量均超过第二类建设用地筛选值；地表水中石油类指标超地表水V类限值300多倍。
  据生态环境部不完全统计，近两年，生态环境部联合司法部门，主要是公安部、最高检，开展了联合执法行动。共查处9600多起案件，罚款8亿多元。办了74起行政拘留案件，将1500多件涉嫌犯罪的移交给公安机关和司法部门处理，仅2020年就批捕了1253名犯罪嫌疑人。
  在建筑垃圾方面，王蒙徽在专题询问会上介绍，我国城镇化发展已步入中后期，但“大量建设、大量消耗、大量排放”的开发建设方式尚未根本转型，很多建筑的使用寿命平均不足30年，导致建筑垃圾产生量居高不下。
  王蒙徽介绍，目前，全国城市建筑垃圾年产生量20亿吨，几乎是生活垃圾产生量的10倍，从结构看，工程渣土（弃土）和工程泥浆占建筑垃圾总量的70%～80%，拆除垃圾占15%～20%，工程垃圾、装修垃圾占比不足5%。近几年，我国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率还比较低，目前35%～40%。这项工作也还面临不少困难和问题。

新污染物将列入监管清单

  有数据显示，我国部分矿产资源对外依存度较高，目前工业固体废物利用率在50%左右，有色金属回收率在50%，世界先进水平在70%～80%。我国尾矿综合利用率约20%，世界先进水平约60%。
  在工业固体废物减量化和资源化利用方面，“十四五”期间，相关政府部门将出台新的政策措施。辛国斌介绍，工业和信息化部将加快制定出台《“十四五”工业绿色发展规划》《关于加快推进工业资源综合利用的实施方案》，“把目前堆存量多、产生量大的考虑进去，逐个攻关”。
  同时聚焦冶炼渣、工业副产石膏等大宗工业固废综合利用，更新发布《国家工业资源综合利用先进适用工艺技术设备目录（2021年版）》，鼓励企业积极开展产学研用联合创新，重点围绕冶金渣、赤泥、磷石膏等复杂难用固废加大技术攻关力度，加快先进技术的应用推广。进一步优化完善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的保险补偿机制，以推动综合利用技术产业化应用。
  对于塑料污染治理，唐登杰介绍，“十四五”将依法依规禁止、限制销售和使用部分塑料制品。建立健全一次性塑料制品使用、回收情况报告制度，大幅减少商品零售、电子商务、外卖、快递、住宿等重点领域不合理使用一次性塑料制品。加强宣传教育与科学普及，引导公众形成绿色消费习惯。
  同时，科学稳妥推广塑料替代产品。加大可降解塑料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成果转化，提升产品性能，降低应用成本。完善生物降解塑料标准，规范应用领域，推动有序发展。深化全生物降解农膜科学研究和推广应用。加强塑料废弃物规范回收和清运，完善农村塑料废弃物收运处置体系，推进塑料废弃物再生利用项目建设，加大塑料废弃物再生利用。加快生活垃圾焚烧设施建设，提升塑料垃圾无害化处理水平。
  据记者了解，除了上述固体污染物，“十四五”期间，我国还将把一批易引发环境和健康风险的新污染物列入监管清单。近期，《新污染物治理行动方案（征求意见稿）》和《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2021年版）》，已开始向社会征求意见。
  生态环境部固体废物与化学品司介绍，“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要求，“重视新污染物治理”“健全有毒有害化学物质环境风险管理体制”。
  综合考虑新污染物的特点，《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2021年版）》主要包括三类污染物：近期国内外高度关注的且在我国已具备管控条件的环境内分泌干扰物和抗生素类物质；《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以下简称《斯德哥尔摩公约》）管控的化学物质；《有毒有害大气污染物名录》《有毒有害水污染物名录》管控的，且现有的常规管控措施不足以有效控制其环境风险的污染物。
  根据《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2021年版）》，被重点管控的新污染物包括公众普遍认知的抗生素、二  英类、甲醛、乙醛、灭蚁灵、滴滴涕、三氯杀螨醇等28类。
  按照时间表，以有效防范新污染物环境与健康风险为核心，统筹推进新化学物质和现有化学物质环境管理，到2025年，建立健全化学物质环境风险管理法规制度体系和有毒有害化学物质环境风险管理体制，动态发布《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同时，完成国内外高关注、高产（用）量的化学物质危害筛查，完成一批化学物质环境风险评估。到2035年，要建成较为完善的新污染物治理体系，新污染物环境风险管控能力大幅提升，新污染物环境风险得到基本管控。
  自2021年12月26日起，禁止六溴环十二烷的生产、加工使用和进出口；到2022年年底，禁止销售含塑料微珠的日化产品。2025年年底前，逐步禁止PFHxS类、十溴二苯醚、短链氯化石蜡、五氯苯酚及其盐类和酯类、六氯丁二烯、得克隆的生产、加工使用和进出口；严格限制PFOS类、PFOA类的生产和加工使用；禁止壬基酚用于农药助剂；基本实现二  英类全面达标排放。

有关部门将形成监督执法合力

  在上述专题询问会上，委员们最为关心的是下一步在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方面将采取哪些举措落实法律要求的“三化”原则，推进法律全面有效实施，依法推动实现减污降碳协同增效？
  对此，国务委员王勇表示，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具有紧迫性、艰巨性、长期性、复杂性。国务院有关部门将立足构建固废污染环境治理体系，进一步健全长效机制，强化对固废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的硬约束。完善危废经营许可和转移管理等配套法规制度建设，修订完善危险废物贮存、焚烧以及鉴别等方面污染控制标准规范，加快推动清洁生产促进法、循环经济促进法等相关法律制修订工作，推动各地结合本地实际，加快地方立法立规立标准。
  同时，突出规划引领，将修订后的《固废法》的各项要求纳入“十四五”固废污染防治有关规划、指导意见，并在此基础上出台固体废物收集、利用、处置设施建设用地保障要求等，促进规划落实。强化财政资金引领和保障，研究设立中央固体废物污染防治专项资金，推动完善资源综合利用税收政策，加大对历史遗留固体废物治理和固体废物集中处置设施建设资金的投入力度。
  王勇表示，国务院有关部门还将形成监督执法合力。强化全过程监管，压紧压实各部门监管责任、地方政府管理责任和企业治污主体责任。进一步明确细化各类固体废物从产生到处置全链条各环节的国务院各部门监管职责，深化多部门协同联动和跨区域联防联控机制。要加快落实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目标责任和考核评价机制，充分发挥中央生态环保督察作用，进一步督促地方各级政府切实履行管理责任。
  “坚持系统观念，注重固废源头治理、协同增效，全力解决老百姓身边的突出固废污染问题。”王勇表示，下一步将进一步攻坚防治重点难题。妥善处置危险废物，强化危险废物监管和利用处置能力改革，及时查处危险废物非法转移、倾倒案件。抓好快递包装和塑料污染治理，以限制过度包装为重点任务，提升快递包装减量化、资源化和标准化水平。做好全链条塑料污染治理，进一步督促各地区和行业全面严格落实塑料污染治理实施方案。稳步推动“无废城市”建设，统筹城乡发展和固体废物管理，大幅降低固体废物产生强度，提高综合治理水平。
  黄润秋说，固体废物特别是危险废物的任意倾倒和不合法处置，隐蔽性强，难度大，但是危害性又特别大，对土壤、水、生态环境影响很大。在这中间的利益链条是非常吸引犯罪分子以身试法的。对此，生态环境部将保持对违法行为的高压打击态势。“我们和公安部、最高检研究好了，要把专项行动进一步做下去。”黄润秋说。
  黄润秋还透露，生态环境部将把“一张网”延伸为“一张图”，就是可视化监管，从产废单位出来以后，转运一直到处置是怎么流转的，车是怎么走的，这个监管在技术上还是能做到的。继续加强危险废物的监管，不留死角。

（章轲，《第一财经》高级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