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行“绿色GDP”才有可能改变地方的发展模式。举例来说，在雾霾重重的中国北方，河北省的张家口市却保有少见的良好的空气质量。以现行统计方式，张家口的经济总量相对较小。但如果推行“绿色GDP”模式，其他地区的资源消耗被扣除，GDP总量将下降，但张家口的GDP却相对上升。
这种将治污成本计入GDP统计的方式，对于那些不顾环境、片面追求发展的地方，将成为一种惩罚机制。其短期投机制造的GDP将会缩水，近年来愈演愈烈的“造城运动”也能得到部分遏制。改变GDP的统计方法，实为大势所趋，而且这种改变应以一种常规惩罚机制确定下来，对于环保努力的地区，则会形成一种激励。
“绿色GDP”的统计，还应考虑社会公平因素，除了计入治污投入外，还应考虑到因政府规划导致的地区间的不平等发展权。
中国区域发展不均衡、地理复杂、产业多元，这一点甚至超过美国。当下中国将全国土地划分为四大功能区，即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类。其中的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区域，实则为中国的整体发展做出了牺牲，产业受限，应针对它们建立补偿机制。
补偿的主要手段，是政府的转移支付。目前，发达国家的转移支付占财政收入的比重相当高，日本高达50%，而美国达20%。美国的多数西部城市，税收都比东部低。中国在国家层面上的转移支付制度也需要改变。
比如，南水北调。这个涉及到数亿人口的浩大工程即将完成，但其中仍有很多未竟之事。北京的饮水问题，引发北京和河北的长期纠葛，为了保证北京的水源，河北张家口市的官厅水库区域内，很多产业被禁止。北京的密云水库，上游为河北承德市，当地亦有很多产业被禁止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河北对于北京发展做出的牺牲，而目前，这种牺牲没有得到应有的补偿，北京每年补偿河北的水费少得可怜。这个时候，就需要来自中央层面的协调机制。未来的南水北调工程牵涉更广，更需要建立国家层面的转移支付制度。
同样，鄱阳湖作为长江中下游最大的生态区，对长江水质和华东生态安全十分重要。笔者调研时，曾有江西人表示，江西为了保护下游的江浙和上海的环境，作出了牺牲。同样，青海保护着三江源以及黄河下游的省份，是否也应该给予财政补贴？这些都需要在中央层面的统筹，不能让地方继续互相扯皮。
天赋有异，发展同权。那些作出牺牲的地方，理应得到补偿。这不仅事关公平，更关系到地方的发展动力。对部分区域，除了转移支付外，也需要一定的合理产业扶持。
造血胜于输血。此前中国对于一些不适宜开发的区域，以及老少边穷区域，实行的是“扶贫”制度，但事实证明，这种模式效果并不明显。一个地方的经济勃兴，核心在于产业振兴。
以河源为例。河源虽地处中国开放前沿的广东，但由于是广东重要的水源地，因此在发展产业上受到诸多限制。河源近年的发展，奉行反传统发展路径、反经济周期操作、反梯度产业承接的“三反”模式，直接发展新兴产业，将新电子、新材料、新能源、新医药作为四大重点产业。而河源能够实现这种发展模式，亦需广东政府的支持。河源承接的高新产业，多来自广州和深圳，尤其是深圳政府，更引导企业往河源投资。
中国中西部不可能复制东部发展模式，打破传统的产业发展周期，将是未来“限制开发”地区的重要发展模式，而在“禁止开发”区域，发展旅游观光和休闲产业，或许是另一个出路。宁夏打造塞上江南，青海和西藏、新疆发展旅游，是一种可以鼓励的尝试。未来国家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文化产业、旅游产业，应重点照顾一些为环境做出牺牲的区域，促进其产业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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