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看着村里的百年老树一棵一棵地倒下，被卖到城里做绿化，愤愤的村民在自家的田地里抱不平。
这是焦波的纪录电影《乡村里的中国》的场景。
伴随着村民的骂声，又一棵枝繁叶茂的老树在镜头里倒下了。
那个瞬间触动了我。
似乎每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孩子对于树都有特殊的情结，于我尤其如此。
一
在记忆最开始的地方，好像有一棵桃树，春天的花朵美不美，秋天的果子甜不甜已经没有一点儿印象了，我只记得树下晃着一个秋千。那个年代的秋千，应该是用旧门板儿做的面儿，用麻绳拴起来挂在树枝上。
我紧紧拽着麻绳，既不荡秋千，也不离开。低着头，撅着嘴，任旁边的谁说什么我也不理会。
挂着秋千的桃树长在老家院子东北角的一片空地上，大人们决定要在这儿给爷爷奶奶盖一套新房子。这一天就等着砍掉桃树来打地基。
我自然拗不过大人。房子盖起来了，红砖墙、青灰顶，屋子里还打了土炕。这套房子陪着爷爷奶奶从古稀走到了耄耋。
后来，我虽然跟着爸妈去城市生活，但从小学到高中毕业，每一年的寒暑假都是在老家度过。二十多年过去了，可直到现在，记忆里红砖房和晃着秋千的树却总是同时出现。
画面太美，时间太久，让我甚至怀疑到底有没有过这么一棵树。而究竟又是什么样的力量，能把一棵树刻在一个孩子的记忆深处？
二
后来爷爷过世了，大人们希望能翻新下旧院子。东门外的一棵柳树需要被砍掉。
这是一棵巨大的树。用“巨大”来形容一点儿也不夸张。小时候，每一次路过，都要跑过去抱一抱它，使劲儿地想把两只小手儿搭在一起。我还记得小脸儿贴在粗糙的树皮上，被磨的发痒。到后来，两个人才将将能把树干合围。
东门是奶奶家的后门，东门外之于我就像是后花园一样的存在。有自家的菜园、有大片的树林、有长满杂草的小河，河对岸是大片的田野。
不论是晴天跑去看河对岸成片成片的向日葵，还是雨后去树林里采蘑菇，大柳树都是我忠实的路标。经过的时候，会顺手摸一摸树皮上的沟沟坎坎，随意的像和老朋友打招呼。
夏天的时候，菜园子里的茄子、豆角、西红柿……一茬比一茬热闹。早年爷爷奶奶身体还硬朗时，上午的闲暇常常会在这里度过。翻一翻土地，拔一拔杂草，然后拽着一根长长的胶皮管子给菜地里浇水。他们总是会派我去打探情况，如果黄瓜地喝饱了，就把管子挪给旁边的玉米。
临近中午，爷爷奶奶会坐在菜园子边儿高起的土堆上休息，身后枝繁叶茂的大柳树，刚好送来一片阴凉。奶奶一边往爷爷的草帽壳里择豆角，一边聊聊儿女家常和年轻时的故事。等到太阳跑到头顶，知了“嘛唔嘛唔”叫个不停。爷爷奶奶就捧着新摘的鲜菜，穿过柳树下斑驳的阳光，回家吃饭。
老院破土动工前，爸爸特意叮嘱我要给这棵大柳树拍个全身照。树是爸爸十几岁时种下的小苗，一桶水一桶水浇灌起来。现在爸爸五十多岁了，而柳树则像村里的后生，被风雨打磨得挺拔粗壮。
农村人对树的感情就像是城里人对猫狗的感情一样，难以描述。
奶奶家的院子，最终被一分为二，爸爸和叔叔要各自建新房。老院里的两棵枣树正好长在了院中间。兄弟俩心有灵犀。两厢一让，院墙后退一米而起，枣树便可以继续若无其事的春绿秋红。
三
奶奶家的院子，最终被一分为二，爸爸和叔叔要各自建新房。老院里的两棵枣树正好长在了院中间。
兄弟俩心有灵犀。两厢一让，院墙后退一米而起，枣树便可以继续若无其事的春绿秋红。
现在，枣树根扎在叔叔家的东墙脚下，枝杈伸展在我们家的西房顶上。金秋十月，正是枣子成熟的时节，深深浅浅的红色密布在浓绿的叶子中间，喜庆得很。
去年奶奶九十大寿，刚好是国庆假期，大半个家族的亲朋们相聚在老家的院子为老人庆贺。酒酣之后，人们惯常地爬上房顶摘最新鲜的枣子吃。
每年的这个时候，“打枣”就像保留节目一样必定要在大聚餐后演出。身手敏捷的哥哥们会迅速的爬上树枝，摇一摇，踩一踩，或者举起长长的竹竿敲一敲，红枣便雨点似的往下落。地上的人们则仰着脖子巴望。等树上枣子被敲打的差不多了，人们就各自占领一片地方，一边品评下今年红枣的滋味儿，一边往自己准备好的簸箩、簸箕或者小纸箱里挑捡。
别看都是一棵树上结的果，颜色与软硬的不同，枣子的口感也相差很多。酒红色的会更甜，因为太阳晒的多；硬一点的自然更脆，因为水分还没怎么被蒸发。我最爱的是橘红色的软枣，既不太甜也不太干，可这种枣子也最难保存，是只有在树下才能尝到的美味。以至于每逢中秋，漂在北京的我对山西老家又多了一重的思念。
奶奶是出了名的细心，打完枣后，她总会坐在小板凳上，逐个挑出最饱满的脆枣。用酒酿好的脆枣被封进坛子里，藏在院儿里某一处屋檐下。大年初一，红彤彤的酒枣准会和糖果一起出现。遇上下雪的时候，味道会更胜一筹。白雪堆里找到坛子，捧一碗酒香扑鼻的大红枣，迅速跑回屋里。全家人围坐在火炕上相聊甚欢，顺手尝一颗凉而不冰、水水嫩嫩的酒枣，惬意极了。
春天又到了，枣树又要开花了。比米兰稍大的五角星，吐着一圈鹅黄的花蕊，那种深藏在绿叶丛中清雅的香，是我记忆中最舒服的味道。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