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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者，国之权衡也。

古今中外，国无法不治，民无法不立。“昔者先君桓公之地狭于今，修法治，广政教，以霸诸侯。”（《晏子春秋·谏上九》）中国自古不乏法治思想，然而，绵延两千余年的帝王制度下，官本位的意识根深蒂固，形成了“权大于法”、“人治重于法治”等观念，使律法在执行过程中颇多掣肘，“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则往往成为口号。

煌煌国法下，“人治重于法治，特权重于法典”已经成为某些执政者、执法者乃至公众心照不宣的“潜规则”。有法不行，与无法同。法律成为摆设，起不到应有效应，长此以往，法律的权威性，乃至国家法治的严肃性，都将受到重挫，相应事务更将因失去约束和规则而糜烂。

仅以环境保护为例。我国环境保护领域的元老曲格平先生曾言，我国颁布的控制环境污染和保护资源的法律就有26部，差不多人们关注的环境问题都有了法律规定。如果这些规定得到执行，环境状况就不是目前这种状态。但是，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却是一种长期存在的现象，这也反映出我们的政治体制应加快深化改革的步伐。

特权是干扰环境保护法律有效执行的主要因素。在长期重经济发展轻环境保护的政绩观影响下，各级政府官员往往以“特权”为经济发展开道，罔顾引进的项目是“绿色”还是“黑色”，罔顾其可能造成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罔顾法律红线以及党和国家科学发展的国策。

一张领导写的“条子”就能过关斩将，横通道道关卡；一个主管事务的官员就能左右一个项目花落谁家，借此做人情、收贿赂；甚至一个政府部门的窗口办事人员，也会借着“审核”、“盖章”这些手续而大发其财……

与此同时，企业、个人也形成了根深蒂固的观念，想要做项目、办公事，不按照正常办事流程，而是先找熟人、找关系。找到了，似乎事情也就办成了。

大大小小的特权，上上下下各行其道。最近出版的《环保系统党员干部警示录》一书，记录了近30个示案例，其中涉及的数百大小官员的各种违法行为，无不因滥用手中权力而触犯律法。

特权横行，法治不行，还有另外一种表现。近年来，因为环境问题引发的群体事件不断增加，诸多合法、合规、符合国家政策导向的基础设施和生产设施建设因而停滞不前。对此，多数地方政府采取的应对办法是责令设施停建、停工，以换取地方一时安宁。究其根本，这种“绥靖”措施，其实是违背法治精神的不作为，在一定程度上纵容了“平民特权”。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民有所求，我有所为。”对于群体事件，执政者应依法、依情、依理回应，断不可以懒政之心、避责之行敷衍，长此以往，将使公众养成漠视法律、动辄群起的行为习惯。

无论是官之特权，或民之特权，特权大行其道的根本症结是法治观念淡薄。“法律政令者，吏民规矩绳墨也。夫矩不正，不可以求方；绳不信，不可以求直。法令者，君臣之所共立也。”全国上下正在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严肃法治是实现这一宏伟目标的必要保障。只有“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法治观念深入人心，才能杜绝特权乱法。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将于明年正式实施。新规旧律，严刑重典，能否为执法者用，能否破特权之障？“有其法者，尤贵有其人矣。”近代“法学泰斗”、“依法治国”的首倡者沈家本认为，大抵用法者得其人，法即严厉亦能施其仁于法之中；用法者失其人，法即宽平亦能逞其暴于法之外。

衷心希望官民一体，“人人有法学之思想，一法立而天下共守之”，如此，则非但环境保护状况可面貌一新，社会各领域亦将因循法而大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