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两年雾霾大面积频繁爆发给环保部门的声誉披上了“雾霾”，搞得环保官员出门不敢说自己就职于环境保护部。此尴尬会不会在土壤污染问题上再出现，谁也无法保证。已发生的血铅、镉大米事件，让人们对土壤污染高度“戒备”，今年两会，媒体紧紧咬住花6年时间，耗资10亿元的全国首次土壤污染状况调查，以期戒备早日解除。

    日前环境保护部副部长翟青答复调查情况，虽然调查基本结束，但因受调查条件的限制，结果并不精确。
 

有人对“不精确”说法费解

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评估实验室（北京）主任、北京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王纪华研究员曾对媒体说，从客观上讲，土壤污染问题是工业发展到一定阶段才会出现的问题，而土壤中重金属污染主要来自：一是工业废水、废渣、废气的随意排放；二是生活垃圾，特别是节能灯、电池的随意丢弃；三是汽车尾气大量聚集。农业部也有官员说，采矿业、工业污染，以及农药、化肥使用也是土壤污染的原因。

针对不同区域、不同土壤本底、不同污染物、不同污染程度，要彻底摸清我国耕地环境状况，谈何容易。长期从事土壤地理和资源研究的中科院院士赵国其说，我国土壤资源丰富，土壤类型复杂多样，不同利用方式、不同投入水平、不同管理模式均对土壤质量产生影响。此次全国土壤污染调查的部分数据不够精确的主要问题是调查的尺度太大，平均几十平方公里取一个点，代表性不够，不能足以准确说明土壤污染的真实情况。为了准确把握污染现状和污染程度，环保部已经在2006年调查的基础上，组织人员进行更详细、更精确的调查，特别是对一些重点区域耕地重金属等污染情况进行调查和统计。2月11日，环保部副部长翟青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按照国务院的要求，环保部正在编制《土壤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行动计划》，其中包括划定重金属严重污染的区域，投入治理资金的数量，治理的具体措施等多项内容。土壤修复已经整装待发，两会期间，代表、委员对土壤污染的高度关注，把土壤污染修复推到起跑线，就等号令吹响了。

 

我国的土壤污染到了什么程度？

其实，此前我国已经做过两次全国性土壤普查，分别是1958～1960年和1979年，赵国其2005年在《向大地呼唤清洁》的文章里公布了一些数字：

——我国重金属污染的土壤面积达2000万公顷，占总面积的1/6。因工业“三废”污染的农田近700万公顷；一些污灌区土壤镉的污染超标面积，近20年来增加了14.6%；在东南地区，汞、砷、铜、锌等元素的超标面积占污染总面积的45.5%；华南地区有的城市有50%的农地遭受镉、砷、汞等有毒重金属和石油类的污染；长江三角洲有城市万亩连片农田受镉、铅、砷、铜、锌等多种重金属污染，致使10%的土壤基本丧失生产力。

——我国农药总施用量达131.2万吨（成药），平均每亩施用931.3克，比发达国家高出一倍。特别是随着种植结构的改变，蔬菜和瓜果的播种面积大幅度增长，这些作物的农药用量可超过100公斤/公顷，甚至高达219公斤/公顷，较粮食作物高出1～2倍。农药施用后在土壤中的残留量为50～60%，已经长期停用的六六六、滴滴涕目前在土壤中的可检出率仍然很高。 

——过量施用化肥也会造成土壤污染。上世纪90年代，全世界氮肥使用量为8000万吨氮，其中我国用量达1726吨氮，占世界用量的21.6%。我国耕地平均施用化肥氮量为224.8公斤/公顷，其中有17个省的平均施用量超过了国际公认的上限225公斤/公顷，有4个省达到了400公斤/公顷。

当然数字并不能直观说明土壤污染的严重性。北京地铁五号线修建到宋家庄时，两名挖土的工人晕倒了，原来这里曾经是个制药厂。两年后，武汉有块属于农药厂的土地卖给开发商，因为施工工人中毒被要求索赔和退回。两件相同的事影响很大，原国家环保总局不得不出面，规定在改变原土地使用性质前，必须经具有省级以上质量认证资质的环境监测部门对原址土地进行监测，以防止类似纠纷出现。

到了2014年，近10年的GDP的涨幅消耗环境所带来的污染早已刷新了赵国其提供的数字。九三学社中央在2013年曾透露，全国耕地重金属污染面积在16%以上，其中在大城市、工矿区周边情况相当严重。如广州有50%耕地遭受镉、砷、汞等重金属污染；辽宁省八家子铅锌矿区周边耕地镉、铅含量超标都在60%以上…… 

整合行政资源 家底摸得更清

2006年，为了调查我国土地污染现状，环保部和国土资源部联合启动了首次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预算资金10亿元，调查范围包括除台湾省和港澳地区以外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所辖的全部陆地国土，调查的重点区域是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地区以及东北老工业基地等。

2012年，财政部与农业部联合下发了《农产品产地土壤重金属污染防治实施方案》。财政部已向农业部拨款8 .27亿元，由农业部用5年时间对全国农产品产地的重金属污染状况进行调查。

2005年，国家有关部门陆陆续续地推动全国性的与土壤质量有关的调查，如国土资源部的农业环境地球化学调查，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的土壤污染调查，农业部的耕地质量调查与评价，以及中国科学院的土壤质量研究等等。的确，土壤污染问题事关民族生死，各部门均从各自侧重点切入关注土壤污染的问题，表现出部门的国家责任精神。但是各自为政，多点出发，又造成工作重复和资源浪费。30多年来，我国的国土开发、管理、监督、保护方面秩序混乱，欠账太多。但涉及农业部、环保部、财政部、发改委、林业局等多部门，无法有效协调。“中国已进入环境高风险期，环保作为主要责任部门，面临着与众多部门职能交叉、权责不清的尴尬。”环保部副部长潘岳撰文称。因此，诸如建议协调有关部门，加强资源和技术整合的呼声不仅在土壤污染调查和修复上，还包括水治理、大气监管等等方面，不绝于耳。最近，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就《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作说明时指出，“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用途管制和生态修复必须遵循自然规律，如果种树的只管种树、治水的只管治水、护田的单纯护田，很容易顾此失彼，最终造成生态的系统性破坏。”

据了解，国务院对土壤环境保护的工作安排是到2015年，而即将出台的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把相关工作安排到2017年。李克强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已明确提出，要出重拳强化污染防治，还着重从大气、水、土壤污染治理进行了部署。这意味着中国将“水陆空”三位一体开展污染防治。

巨额治理资金从哪来？ 

无论我国土壤污染到什么程度，现在要界定责任人是谁都十分困难，这也正是目前“付费难”乃至土壤修复难的症结所在。由于土壤污染多是几代企业污染的累积效应，很多企业早已不复存在或改制，而处在最弱势的农民，不仅要承担污染造成的严重后果，还要背上“毒大米”、“毒蔬菜”的指责。

研究显示，污染土壤修复治理资金需求巨大，如荷兰2000年至2009年土壤污染修复成本为每年3.35亿欧元，其中政府投入为每年1.6亿欧元。根据土壤修复发达国家的经验，土地保护成本、土地管理成本、修复成本之间的比率一般为1:10:100，按照这个比率，如果预防土壤污染需投入10万元，那么管控污染则需要100万元，而土地已被污染需进行修复，则要投入1,000万元。环境保护部生态司司长庄国泰曾描绘我国土壤修复的“钱”景：一旦土壤修复的市场被打开，那将是非常大的机会，远远超过大气和水的污染治理，最少需要几十万亿才能解决土地污染问题。但是，这笔钱从哪来？美国的例子也许可以为我国提供借鉴。1980年美国国会正式通过《综合环境反应、赔偿和责任法》，这项法案规定在美国全国设立“超级基金”，基金的主要经费来源是国内石油生产和进口税、化学品原料税、环境税等，这项税种的收益同时定向投入到“超级基金”的托管基金，每年按实际需要的比例进行投放，用于全国土地污染的修复。

目前我国的治理资金来源机制仍未建立，九三学社向全国政协提交《关于加强对重金属污染土地治理和开发利用的建议》的提案，建议设立土壤污染管治区，由地方政府负责，对区域内受污染土地进行管护、治理；建议尽快出台土壤修复的国家技术标准，使土壤修复有标准依据；建议成立由环保部门牵头管理的专业化土壤修复管理平台，形成理性发展机制；建议加强重金属污染源解析研究，明确污染源排放清单，定量识别污染来源，实现源头管理。同时，加大民间资本注入，建立相关的土壤污染防治与修复基金，减轻融资压力，探索土壤修复的市场化机制，发展土壤修复相关产业。 

王纪华认为，对于土壤污染修复，比起治理手段来说，人们的思想观念和政府是否作为更为关键。还有科学家要做好风险评估，政府部门要做好风险管理，媒体和大众要做好风险交流，大家各司其职，把风险置于可控范围内，就一定能把问题解决好。